方天若是宋时榜眼，古莆田县历史名人。他写过许多文章，有文集五十卷，回答了人们的疑问，表白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两份答卷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深刻，笔者在这里一一进行介绍。
一份是《重刊兴化府志》即弘治志卷四十六《方天若传》说他“登绍圣四年（1097）进士。其廷对策大意，欲崇复熙、丰之制，谓lsquo;元祐大臣当一切诛杀而不诛杀，子弟当禁錮而不禁錮，资产当籍没而不籍没，古今政事无此义理rsquo;。时胡安国推明大学，以渐复三代为对，考官定其策第一；宰相章惇以其无诋元祐语，遂以何昌言第一，而方天若次之，置胡安国三。”熙、丰之制，即王安石变法期间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天若的答卷旗帜鲜明，坚决拥护之，要恢复被元祐大臣废除了的正确制度。与此同时，还主张对他们实行必要的打击，决不能姑息养奸。他答得好，很有水平，所以获得那科进士第二名，称为榜眼。
但是在十年前，这条记载对于我来说，却仅仅是孤零零的一个点；十年后才由一个点变成了一条线。我在学习宋仁宗庆历新政（1043-1045）时发现，据《长编》卷147记载，庆历四年三月下诏，“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以前是“国家专以词赋取进士”。就这样，一联系方天若的榜眼廷对策言论方知，宋仁宗时所改革的考试制度，53年后还坚持着就有了重大的意义。它说明，范仲淹变法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过去说庆历新政失败了，那是因为人们历史研究还没有到位。
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把宋朝中期改革推向高潮，在经济文化诸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那时，兴化军三县涌现出了以蔡京为代表的一大批进士，旗帜鲜明地拥护王安石变法，显得很不简单，说明兴化军县办学高质量。
笔者是个中学历史教学工作者。2002年退休后，时间多了，我就尽可能利用现有的历史资料去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从这年年底起，开始在《湄洲日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蔡京和王安石变法》、《蔡京四辅国》等拙作。但是相比之下，却是十年后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宋中期变法从1043年起，至1125年蔡京病死流放途中止，长达82年。“南度临安”不确切，称为迁都临安才切合实际些。明朝迁都北京，我们不能以此时的明朝为“北明”。同样，宋朝迁都临安，我们也不能以此时的宋朝为“南宋”。过去人们之所以不能正确评价王安石变法，甚至还有人要王安石为“北宋的灭亡负责”，还有一个原因，就在于把宋朝的历史给割断了。这是我对方天若的第一个答卷有特别感情的地方。
方天若的另一个答卷是《木兰水利记》，记载了木兰陂水利工程建设的全过程。笔者近十几年十分重视地方史研究，对木兰陂水利工程也立项研究，但是却写不成，只觉得材料不够。这次好了，我终于从莆田市政协新近出的《蔡京史论选编》一书中读到了这个记载，了解了这个工程的全过程。我要是一个戏剧家，那么编出来的莆仙戏《木兰陂颂》就一定会在八闽大地，甚至大江南北到处传颂王安石变法。这是因为读了该文，我方知这个水利工程不仅耗资巨大，而且洋溢着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首创精神，实在是太伟大了！
首先，从两个文明建设来说，宋朝中期的改革起初是从精神文明建设开始的。“抑侥幸”、“精贡举”，进行上层建筑领域政治思想建设，提高进士和殿试者的政治地位等，都属于精神文明建设。所以，从庆历六年开始，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制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多了。例如据弘治志记载统计：960-1042年82年，兴化军进士93人，其中莆田县63，仙游县24，兴化县6；1046-1070仅仅24年，兴化军就有94人，其中莆田县67，仙游县23，兴化县4。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兴化军如此，全国各地也是如此。
熙宁二年（1069）开始的王安石变法是大张旗鼓进行物质文明建设，把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且《农田水利法》等得到了举国上下的热烈响应，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新高潮。在那时，一万多个水利工程在神州大地顺利竣工，迎来了宋朝中后期经济，特别是南方经济的繁荣昌盛。所以，王安石变法以后，社会矛盾有了缓和，客户由宋初占全国总人口的40%降为30%左右，许多农民得到了土地，变成了主户；军队战斗力也增强了；而且还通过保甲法让许多农民平时“习学武艺”，实现了孔夫子藏兵于民的理想。总之，王安石变法好处多，成就大，效果显著，所以在宋朝后来的历史上才有“崇宁”这个年号。
其次，历史研究可以兴国，庆历新政以后82年中国的变化说明了这一点；历史研究也可以误国，元朝统治者在很长时间里不敢开科取士说明了这一点。其原因从元人编写的《宋史》中可以看出一点点信息。在书中，当年王安石变法的干将都没有好下场，不是奸臣，便是佞臣，散布的显然是开科取士“危险论”。其结果，全国各地郡、县学校设施、学田等遭到了空前的破坏。例如据弘治志卷二十八元统二年（1334）写的《兴化路兴学记》说：“异时学租几万斛，著录生数千指，视他州为盛。革命以来，我疆侵于浮图、豪右者什九。五十年间渐次兴复，仅得十之二，难矣哉！”令人触目惊心。
既然有开科取士危险论，那么在元代，对宋中期改革的风云人物进行“围剿”，势在必行，无非是搞得他们各个灰溜溜的，流芳百世者反而变成了“遗臭万年”，甚至于连他们自己的子孙也不敢抬头相认！就这样，宋代历史上的许多冤案往往是这些不学无术的元代人搞的。别看他们愚昧无知，但是篡改起历史来却是心狠手辣，十分内行！所以在这里，笔者要狠狠骂他们几下，为宋代那些坚持改革的人们说说公道话。
总之，读了方天若的《木兰水利记》，感觉不一样了。过去只知道7万緍，14家70万緍人家记载没有说，我也就一无所知了。现在知道了，而且还有填塘、护陂等等方面记载，让我终于得出了这是宋人在进行史无前例的物质文明建设的结论。这说明，“巧媳妇难煮无米之炊”，历史研究不能凭借自己主观想象去胡说八道，而一旦历史资料到手，那就如虎添翼，话就多了。
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笔者是个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者。1963年秋季，笔者到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接受专业训练，至今刚好50年。在50年里，祖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笔者的学术研究也实现了两次重大的突破：20年后即1983年底，笔者应用马克思的人口变化规律理论研究历史，发现1368年明朝建立以后中国人口发生了规律性变化。于是，有体会就动笔，写出《试论明清城乡人口的变化》一文，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明建立说”。后来这篇拙作被采用，发表于《中学历史教学》1986年第四期上。
另一个突破是今年，笔者在学习时发现，宋朝中期改革从庆历新政（1043-1045）始，至靖康元年（1125）蔡京病死流放途中止，长达82年。巴黎公社存在时间仅仅几十天，马克思就总结出了许多历史经验。所以，这次换一种思维，学习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对宋82年改革来一番研究，成果接踵而至，甚至还认为中国历史上也有文艺复兴，实在是太幸运了！6月5日《莆田晚报》发表笔者的拙作《庆历新政和兴化军三县教育的变化》，把新的研究信息传递了出去。历史研究就是这样，许多时候仅仅是方法问题，方法对了，研究问题迎刃而解；方法不对，不仅出不了成果，还会自以为是，想当然骂人，把自己伟大的民族历史说成是难以想象的落后。所以，在总结近半个世纪学术研究的生活之后，笔者特地写了这些，奉献给读者，希望读者朋友们不要把历史研究看成是高不可攀的事情。 (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