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史表明，兴化军的设立，原本就是出于天朝风教化民、使民从化迁善之初衷。首任太守段鹏，“诞敷皇猷（布施帝王谋划），昭宣政教（教化），风（讽谕）之以礼乐，导之以忠教。染顽嚚（愚悍而顽固）之俗旧（久）为不类者，咸与惟新。”以至原先隶属于泉州郡的莆田、仙游县民，亦“向（向往）公之德，皆望风而化，不教而顺。”（[宋]陈仁壁《兴化军厅壁记》）。透过溢美之词，看到段守教化育民之功。故明代吾莆著名史家周瑛认为：“（宋）太宗建军曰lsquo;兴化军rsquo;，而以（段）领之，得其人矣。”（《兴化府志·吏纪》）
莆郡太守精英发扬段鹏风绩，以化民成俗为要务，革弊立新，去恶扬善，营造良好的士习民风，促成莆阳醇美风俗。
所谓士习，一般指士大夫习惯风气，亦指学子（读书应试者）的习气。明永乐朝福建佥宪高勉，应邀作《莆田县学进士题名记》，指出士习对民俗的重大影响，曰：“余惟《诗》云lsquo;济济多士，克广德心（众多士人，传播善意），则化民成俗，大有所冀（期望）。士习正则民俗媺（美好，和善），民俗媺则世德厚（世代留传的品德醇厚）”。吾莆名臣，明代三部尚书林俊指出：“学校，风俗之本。”为政者群之以学校，以广其聪明，端其志虑，而致谨于庸言庸行（日常言行）之间，善相摩，过相纠，以促成良好风俗。（《修莆田儒学记》）黄常《仙游县儒学重兴庙学记》亦称：“古之教（育）者，家有塾，党（乡村）有庠，术（远郊）有序，皆所以化民成俗也。故善治者，必建学以崇教化”。称赞知县王彝知政之所本，拳拳以兴学为务，殆见家诗书而人礼乐，又何患俗之不厚（醇厚）、治（大治）之不复？同时指出，化民成俗之事，虽有赖于官府兴学，然亦有望于仙邑诸贤。
由上可见，士习影响风俗，以士风带动民风，乃是古代先贤之共识。端正士习乃是“化民成俗”的重要途径。因此，历代莆郡太守精英，无不重视抓学风士习，促风俗醇化。
元代兴化路总管乌古孙泽，任上“尤留意学校，召长老及诸生讲肄经义，行（举行）饮酒礼，以励风俗”。乡饮酒礼是古代传统礼俗之一。（古代乡学，三年业成，考其德艺，以贤者荐升于君。由乡大夫作主设宴送行，待以宾礼，饮酒酬酢，皆有仪式。后世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称“宾兴”。）周瑛《兴化府志·礼乐志》详细记载莆郡乡饮酒礼的制度程序。礼中，司正举觯（三升酒器）而揖，赞曰：“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敷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将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党，毋或废墜，以忝所生”。赞词道出儒家所倡行的道德准则，亦是沿袭千年的一种礼仪风俗，旨在倡行忠孝、谦让、和睦的社会人际关系。南宋兴化知军吴炎，进士出身，为人清介恬靖。为政先教化，崇礼逊宾，兴贤能，命乐工按古音谱歌《鹿呜》之诗以飨之。明代洪武初出任兴化知府的盖天麟，面对元代风俗弊坏，修治庙学，杂采古昔仪礼，著令于礼官，竭力改变风俗。他们均是以俗促士习、化风俗的。多位郡守还亲临庙学课业，促使良好士风的养成。南宋知军赵彦励，下车伊始，修明学政，亲与诸生课其肄业，教子弟殖田畴之歌、采芹藻之颂，同然一律也。
明代永乐朝兴化知府周宗燧，字景琰，浙江天台人，为人倜傥，宽猛有制。时卫帅势重，凌胁郡邑，宗燧毅然曰：“彼弱我耶？吾有以制乎彼矣！”每相见，不轻与狎，但处之以道，接之以礼。士卒蛮横粗暴，与民争道，殴打民众，则以法绳之，卒帅数请不贷，卫所为之肃然。政暇之时，召诸生讲论经史。知府吴逵，字近光，江西新淦（今新干县），嘉靖朝进士。居官清正，庭多暇时，时走学宫，为诸生谈经课文。知府李大钦，字惟敬，江西浮梁（今景德镇）人，进士出身。政无扰民，行乡饮酒礼，先日肃宾，惟谨届期，威仪秩秩，学门之内，奕焉改观。又定课期，集诸生亲教之，文风为之一变。
太守关注士习之风，波及县邑。南宋仙游知县赵次传，字嵓肖，泉州人。来知县事，审为政先后，首兴学校，作士气。兴化县知县黄逸，字德俊，晋江人。为政本于至诚，尤崇尚学校，建议道堂，日集诸生，相与讲论切磋。史志称：“郑侨以文章魁天下，乃其所造就云。”
为了激励士子好学修德，又于府、县学立科贡题名碑，表彰前人，风励后进，以示永久。并将碑石立于士子出入之处，朝夕观仰，自然感发而兴起，借以达到表前励后之功。且碑记多由省官或本邑资深老臣撰写，阐发兴学养士之道，富有深意，不啻为端正学风士习的砺石。明代名臣、翰林编修黄仲昭为郡学撰《皇明兴化府乡贡进士题名记》，回顾宋三百年间科举盛极，同时指出：“然此未足深羡也，仲昭独慕其时元夫、巨人相继而出。为宰辅则相业光明、宗社嘉頼，为谏官则议论忠谠、夷夏知名；或侍经筵则尽启沃之责，或司民社则效抚宇之劳；临大节则蹈鼎镬而不顾，决大议则触权奸而不恤；有倡关洛之学而丕变士风者，有绍考亭之绪而深入理奥者。虽所遭不同，所就亦异，而其纯正笃实之学、崇伟光大之行，皆卓乎其不可及也！当时谓吾莆之盛，有曰lsquo;地不大于曹滕，俗已几于邹鲁rsquo;，其谓是欤？”认为明代以来，“人才之盛，盖几于宋矣。而凡中外臣工（官），有以清修端谨、奇伟磊落名天下者，往往多莆人也。其复宋时诸君子之盛，殆亦权舆（起始）于所乎？”他语重心长地寄望，“胤（后代）是登名兹石者，皆当为莆自重：其立朝也，必求如古之所谓大臣；其治民也，必求诸古之所谓循吏；世道隆平，则崇礼让、励廉耻，表然立天下之轨范；万一不幸，则抗节义、殉忠孝，毅然树国家之桢干（骨干）。使他日期论人才之美者，必先吾莆田；称风俗之淳者，亦必先吾莆。则吾莆果复宋时之盛，而号于天下曰邹鲁，又奚愧哉？若徒夸科第之荣，侈爵禄之盛，而以为儒者之事业止是而已，则非仲昭所望之于莆人，亦岂贤守贰师儒所以表著风励之意哉？”
黄仲昭为翰林编修时，曾疏谏明宪宗罢禁元宵烟火，遭受廷杖谪官，以志节被誉为南都“翰林三君子”之一。此碑记十分突出地强调士人志节的养成，风励后学以吾莆人才之美、风俗之淳，无愧于邹鲁美誉。北宋名臣蔡襄《仙游县学进士题名记》指出：“必先乎已立，而后泽于人者也”。强调为人要做“德与位宜，或位虽屈而德伸”的“吉士”，防止“德不有加，而位过之，或谬戻（谎谬，乖戾）著焉”的即品质恶劣“小人”。南宋王迈为郡学作的《修学增廪碑记》，与明代太子师郑循初为莆田县学作的《科贡题名碑记》，亦无不强调士子志节风习的修养，鞭策士人“由科贡以出，亦匪为利禄计也，将以所学措诸事，为以资其治于天下。”体现儒家修身、平天下的政治思想。 （未完待续）（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