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明初经济富有自己的时代特色。首都南京掀起经商热，这里发出的每一道命令，传出的每一条信息，无不有利于商人。首先，明朝的开创者明太祖朱元璋夺得政权后果断地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重视发展经济作物和扶植工商业。他曾下令，有田五亩至十亩者，种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加倍，田多的照比例递增。多种者减轻税收，不种者则予以惩罚：不种木棉者，交棉布一匹；不种麻者，交麻布一匹；不种桑者，交绢一匹。洪武二十七年即1394年，工部下文，要求各地方官教民植棉法，并规定额外“益种棉花，率蠲其税”（《洪武实录》卷二三二）。第二年，朱元璋谕令户部，山东、河南农民洪武二十六年后新种的枣桑果树，一律不起科（《洪武实录》卷二四三）。朱元璋这样抓的结果，势必把农业纳入市场经济轨道之中。
其次对于工商业，他征收了较轻的税，如商税是“三十取一”，冶鉄私营“三十一取一”。与此同时，严厉打击贪官污吏，维护工商业者利益。
其三，对于工匠服役制度，明初施行改革，“住坐”匠每年三分之一、轮班匠每年十二分之一时间到官府服役，其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这一改革为那些“有饶于财者”提供了众多的能工巧匠，初步解决了他们创办各类手工工场所需要的骨干力量。
以上这些政策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明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一些成就。
思想观念大转变
那时，人们思想观念大转变：农民改行从事工商业的日益增多，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不断增多，社会上流动人口不断增多。这里以福建省兴化府莆田、仙游、兴化三县人口变化来说明。据《重刊兴化府志》卷之十《户纪四》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兴化府户64241户，其中莆田51151户，仙游9530户，兴化县3560户；正统十三年（1448），兴化县“凋耗”奏革，其见存仅及300户，归并莆田、仙游二县带管。景太三年（1452）兴化府40319户，比洪武二十四年减少23923户，其中，莆田36009户，仙游4310户。弘治五年（1492），兴化府29010户，比景太三年户减11309户，其中莆田26271户，仙游2739户。建国初年在籍总人口反而比发展时期历朝历代都多，人口流动之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兴化府是这样，全国许多府县是这样，在籍人口不是越来越多，就是越来越少。引人注目的是洪武二十四年已有3560户的兴化县，在其后57年间竟然90%以上“转移”他乡，只剩下了300户 。
过去，人们用逃避赋税、徭役或人头税为由，来说明明代莆田人口不断减少的原因，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因为和历代比，明朝初期这些方面并不重，“三十税一”、“三十一税一”比以前那是大大减轻了。既然轻了，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断离开故土，到他乡去，这只能从思想上寻找原因。究其原因，是因为这次人们思想观念的大转变是从明朝中央政府决策者思想变化开始的。工商业得到扶植，税收大大减轻，农村中的富者肯定首先响应，带领贫困者闯荡江湖，到其他地方建功立业。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思想观念的转变是根本性的转变，有着决定性意义。思想观念转变了，其威力无比，谁也阻挡不了，结果是兴化县三千多户人家在短短几十年间转移他乡，谁也没有办法。在那时，莆田、仙游二县户口也是减了又减，大量人户转移他乡。
那时在籍户口大减，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是好事！这说明莆田是真正的“文献名邦”，是真正的全国著名的“文化之乡”。在外做生意，文化有优势，就要用一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而且商税“三十税一”灵不灵，也要有人响应，其结果“无兴不成镇”，兴化人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做生意，莆田、仙游食糖、青麻布、水果等业也日益兴旺发达。这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兴化人活动的空间不是越来越小，而是大得很，除了国内，许多人还在世界各地创业。所以，他们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是大的，决不能把他们背乡离井到他方创业说成是逃避这个或逃避那个。与此同时也说明，过去许多人讲明史不得法的原因也就在理论脱离历史实际，搞“空对空”。 （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