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观莆守兴举境内公共设施工程，有以下特点：
一是急民所急，应民所需。
莆守兴作，并非“新官上任三把火”，心血来潮，或为政治作秀，沽名钓誉。而是遵循执政之道，以恤民为政之先务，忧民所忧，急民所急，尽心为民兴利除害，安民济世。
明代兴化府通判董彬，上任伊始，父老来告木兰陂受损严重，成为莆民之心病。董守忧形于色，既而叹曰：“使民饥而无食，吾能独安之乎？”遂劳心殚虑，相度地宜，围堰枯水，掘基重建，改木闸板为石板，使之自然调节。神庙亦整修一新。时董守任职已经满考，仍专心致志，不辞辛劳，往来省视，一鼓作气，仅四个月便告成。
南宋知军曾用虎，是一位“民间有大利病，必勇而兴除”的能臣。兴化军城，年久失修，盗寇进逼，人民逃离，多任郡守欲修而未能成事。曾守则急民所急，“锐意为之”，克服重重困难，二年告成，“于是邦人始有生意”。邑人名臣刘克庄盛赞此役“盖三百年不克（能）为者一朝而就”。（《兴化军新城记》）莆田县太平陂为北洋重要引水工程，溉田七百顷，年久失修，农失膏润，官莫顾 省 。曾守闻而慨然召见莆田县丞陈于頣，告曰：“陂塘非若职乎（修建陂塘，难道不是你的职责吗）？”在其督促支持下，一个冬春而完工，郡人感其德，更名为“曾公陂”。曾守任上，修举利民善事甚多，“莆人感之，为立生祠”。
为民谋利，不仅要有董彬忧民之心，曾守排难之勇，还要有克己奉公之徳。元代兴路代总管郭朵儿，“视民饥渴犹己”，任上，疏通水利，以利莆民。秩满归去后，闻所建新港水泄被洪水冲毁，为之忧虑。出任闽海漕运使后，犹忧莆民之忧，委派官员将新港水泄改为斗门，以便因时开合。立砥柱，回狂澜，方便舟楫。为引木兰陂水灌溉北洋，郭总创建万金斗门，其功未终。新任总管张仲仪，继承遗业。张总初欲引年（辞官养老），莆民向上请求“借留”，省司亦勉使就职，张总不计个人得失，毅然留任，不但建成万金斗门，又重造通济桥，重砌芦浦、陈坝二陡门，使北洋人安受木兰陂之利。
值得注意的是，莆守在兴建设施时，首先着眼于公众利益，而不为少数豪强势力所支使。唐时吴兴建延寿陂，灌溉东厢、延寿、延兴、仁德、孝义诸里之田，俗称长生港。后等贤里人建儿戏陂，分水溉一里之田。因其地势稍高于长生港，里人惮于浚导，故私设斗门阻塞，使水专注儿戏陂。东厢诸里虽失其利，若非大旱之年，犹可苟且，不以为病。成化十三年（1476），岁旱，诸里田渠干涸，无法溉田。而等贤里因独占延寿陂水利，田常厌水。于是城东欲复其利，尊贤里人怙势恃力，树旗群聚而争之。适按察司佥事陈轾来莆按察，城东报告其事，进言不可不恢复水利。陈轾毅然曰：“吾在此，可使豪专利而善良失业乎？”即命兴化卫指挥佥事丁远前往谋划。议定复决长生港，设置闸门，轮流泄水，兼顾双方水利。不意仍然争论不已。知府陈表闻而叹曰：“此吾职也！”遂亲身前往视察，周览其地势，洞察其是非，引见其里人而告之曰：“长生港实水势之所趋，自然而然者也；儿戏陂乃疏凿以致水，使然而然者也。岂可以一里使然之利，而专（独佔）诸里自然之利乎？”遂向刘轾回复，决定仍按丁远所议定的办法处置，仍于二水各命乡老一人掌管闸门开闭，又以他里与水利无切身利害关系者总督之，公正管理水利。“自此诸里复沾其利，而苗以不槁。”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莆守兴建惠民工程，因出于急民所需，顺乎民意，故而能“平易清慎，存诚心，行实事，不矫饰求名，上下孚（信任）之”。语出黄澜《重修车门、龙津二桥记》，称赞主持其役的莆田知县吴惟明，因其诚心为民行实事，故为民所信赖。由此可见，急民所急，应民所需，不仅体现一种雷厉风行的作风，而且是一种仁爱的品德，奋发有为的精神境界。不由联想当代某些“矫饰求名”的面子工程，其始作俑者，往往出于急功近利、沽名钓誉，而不惜生态环境、人民安居，纯粹是长官意志，滥用权力、与民争利的畸形项目，扰民工程。 （未完待续）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