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三年（1490），莆郡迎来了一位清廉公正、刚明果断的太守王弼（字存敬，浙江黄岩人）。王守是由时任吏部左侍郎的邑人彭韶推荐，由刑部员外郎来知兴化府。一日，王守会同同知朱海、通判翁理等同僚，前往木兰陂视察。面对宏伟的引水工程，王守情不自禁叹曰：“大哉陂乎！无是陂，是无莆民矣。”众官曰：“公（王弼）于大者固所优为，而于小者亦未尝忽（视），况合众小以为大而又大者，所托以不毁也。公其图之！”意思是，对维修木兰陂，大事固然应当优力作为，小事亦未尝忽视。合众小为大大，使陂有所依托而不毁坏。时莆民方苦于陂坏，闻王守之言，皆自愿献纳田畝的收入为公费。王守于是选择郡人年长有识者主持其事。旧时陂址牢固，至此渐穿，王曰：“涓涓不止，将成江河。”乃命查寻孔穴杜塞水流；旧时陂上流布设长石（俗称石埕）以接水，下流布设长石以送水，减轻水流对陂址的冲击。至此，下流石埕的长石脱落不少。王曰：“此不治，则陂仆（倒）矣。”乃命采伐长石七十余块补益之；旧时南北岸易于崩塌，王曰：“岸崩则祸及陂。”乃命筑岸，先布地牛（地基），乃加灰石，坚固陂岸。对祭祀建陂功臣的协应、升仙二庙，王曰：“是庙当与是陂相终始。今既倾圯，恶（怎能）可以无治？”乃命修治恢复旧观。
王弼此次重修木兰陂，不是在水毁之后的被动补救，而是针对种种易被忽略的隐患主动消除，防患于未然。显示其富有远见，扎实细致，认真负责的政风。莆阳名臣周瑛作《重修木兰陂记》，从哲学的高度上论述王弼修陂治水的做法，曰：“事有败于盛满，而功或成于细微。盛满何败？忽心生也；细微何功？畏心生也。吾每观天下事而究其成败，未尝不重致意于斯焉。”叹曰：“呜呼！盛满者，覆败所自起也；细微者，事功所自起也。（王弼）公戒覆败于盛满，竟事功于细微，使前人遗绪不改，莆人命脉复存。此之为见，岂但治一陂而已哉！”
明代名臣黄仲昭为修复延寿陂作记时，亦强调防患于未然的思想，曰：“水利，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畎浍（田沟）尽竭，人所不常见也。因其所不常见，而忽（视）其所其急，常情皆然。前日之患是已（已经过去），岂非吾人所当鉴哉？继自今尚恒虑（从今能够经常考虑）其所当急，而无忽于所不常见之时，则庶乎不蹈前日之覆辙，而其利可永（久）矣。”（《复延寿长生沟水利记》）。
窃以为，忧患意识是领导者不可或缺的一种思维方式，亦是深谋远虑的表现。联想时下所闻的一些重大灾害事故，其领导者无不是高度重视，兴师动众，不惜代价开展施救，这当然是必需的。究其事因，则多是平时敷衍塞责，疏于管理，乃至玩忽职守所致。此辈往往“深入”于会议之上，“重视”于文件之中，作风飘浮，工作基础薄弱，故易为天灾所诱发，难免垮堤溃坝，贻害国家与人民，多是人祸甚于天灾也。正如南宋名臣刘克庄所论：“余闻物之成坏存乎数，虑之疏密系乎人。三板之城，可以不没；千丈之堤，有时而溃”。（《重修太平陂记》）他是针对南宋太守曾用虎，在重修太平陂之后，又建立日常护坡制度，落实人员与经费，以利及时清除陂患，确保陂水长流的做法，称赞：“（曾）公之虑远乎哉！”并道出同样富有哲理的高论。与周瑛“忽心”、“畏心”与“盛满覆败”、“功成细微”之论相为呼应，实为宝鉴矣。 （续完）（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