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席卷全国的浩劫，其始作俑者，正是宋徽宗和蔡京、蔡攸父子。史载，政和初蔡京被召，徽宗“戏语”蔡攸，谓须进土产谢恩，宜得当时视为珍物的小橄榄树一株进之。此后，东南郡守、两广市舶，卒有应奉，阉人亦不待旨争相进物，“天下乃大骚然矣！”蔡京又以“陛下无声色犬马之奉，所尚者山林间物，乃人之所弃。但有司奉行之过，因以致扰。”媚惑徽宗，为之辩解，同时嫁祸于人。以至进奉花石纲运，愈演愈烈，所过州县，莫敢谁何。致使大批中户人家破产，有的甚至鬻卖子女以供急需，酿成一场全国性的大劫难。浙江方腊起义，就是以“花石纲”为导火线激发的。
花石纲引发的灾难，亦成为中外朝野士民关注之焦点。凡对大兴工役、竭财营造持异见者，蔡京必予贬逐。重和元年（1118），因营缮并兴，殆无虚日，国用益窘，徽宗命臣僚条具财政之计。淮南转运使张根应诏进节用之说，并奏乞还被占用于运载花石的直达粮纲船，又上言东南花石纲之费，官买一竹至费五十缗，不以给苑囿而入诸臣之家，民力所奉，将安所涯，愿示休息之期，以厚幸天下。蔡京一伙权倖莫不切齿，遂御笔以“轻躁妄言”，将张根落职监信州酒税。太学生邓肃以朱勔花石纲害民，进诗讽諫，被放归田里。甚至连蔡京死党、时任少傅太宰兼门下侍郎要位的余深，亦因出言“福建以花果扰民”，引起徽宗不悦，不得不自请罢职，出知福州。
艮岳是蔡京“丰亨豫大”邪说催生的皇家形象工程、享乐工程，亦是典型的祸国殃民工程。清人吴楚材称，建艮岳是“极土木之盛，殚亿万之财”的“纵欲极天之事”，痛斥宋徽宗、蔡京统治集团“天怒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是时强狄在外，渐为国患，宋之君臣，曾未见其思犯预防之心，而徒今日敛民货，明日劳民力，自古荒淫之君，愚之甚者，未有如徽宗之甚者也。噫！民心既离，天命亦叛，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艮岳完工不久，即遇金人围攻汴京。徽宗诏内禅，皇太子赵桓即皇帝位，是为钦宗。金人围城日久，补给断絶。钦宗命于艮岳苑中拆屋为薪，凿石为炮，伐竹为笓篱，十余万山禽水鸟尽投汴河，听其自去。又宰杀大鹿百千头，犒劳守城卫士。召令城内饥寒百姓，可任意进入艮岳避难，以致大肆砍伐采摘，所藏大量珍贵典籍、书画任由毁弃，台榭宫室，为之一空。城陷之日，金人将奇石作为战利品运往燕京。历时六载、耗资千万，精心经营，“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的皇家园林巨制，十数日间毁于一旦。
艮岳既是昏君奸臣骄奢淫逸之玩物，亦显示古代能工巧匠之智慧，其一石一木，无不凝结天下百姓的血与泪。近年有人评论蔡京时，对其大兴艮岳等一系列皇家园林宫殿，极言盛赞，誉之为蔡京“园林式宫廷建设的创新”之举，显示“一种超时代的建筑美学思想”；其“丰亨豫大”之说所蕴含的“悦逸安乐”之意，成为十九世纪德国园林设计师追求的一个愿望，云云。对蔡京大兴工役、祸国殃民的罪恶，则力加掩盖，臆称蔡京当时“本欲以廉洁心态行事”，无奈下属“变形执行和中饱私囊”，致使扰民、劳民、伤民之事发生，云云。对蔡京大兴工役罪过力加掩饰，其评价显然有失偏颇。
元人有诗曰：“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宋徽宗赵佶，在蔡京一伙奸佞的蛊惑下，玩物丧志，嗜石祸国，终成亡国之君。以至五六百年后，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即乾隆），面对北京北海白塔山下的艮岳遗石，不禁发出“艮岳移来石岌峨，千秋遗迹感怀多”、“摩挲艮岳峰头石，千古兴亡一览中”之长叹。亦是这位乾隆君，六下江南，耗银二千余万两之钜，相当全国财政三分之一，以至不得不下诏“知过”，自认“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他在全国严惩贪官，却百般包庇家藏八亿两白银的超级贪官和坤。可见，腐朽奢侈、宠信奸佞，是中国古代帝王之一大本色，可谓源远而流长矣。 （未完待续）（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