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祖泉

在以文教立国的宋代，教育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正如名相王安石所言“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同样，宋代莆田（时称兴化军）教育的发展既是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又对当地文化水平的提升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并最终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间接的推动作用。这种良性互动的结果，形成兴化军浓厚的重教兴学风气，即有规模壮观的官学（军学、县学）和遍地林立的私学（书堂、书院）。

广业书院  吴芹芹/摄

梯云斋  俞宗健/摄

夹漈草堂  林祖泉/摄

红泉书院   林祖泉/摄

涵江孔庙  吴芹芹/摄

北宋在经历了“庆历兴学”（1041—1048），“熙宁、元丰兴学”（1071—1078）和“崇宁兴学”（1102—1104）等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之后，基本上确立地方州（府、军）、县二级官办教育体系。其实，兴化军早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军学和县学的二级教育网络，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少见的。

先说兴化军学。明弘治《兴化府志》卷十五学校志载“宋重儒术，天下慕之。真宗咸平元年（998），有诏立军学。进士方仪、陈翊及邑人输钱30万”，购地于郡治东南处（今莆田擢英中学校址），创办兴化军学。首建正殿，塑先圣孔子、十哲像，绘从祀于两壁。第二年，方仪与弟方能、侄方慎言3人借应举抡才之机，晋京疏请官钱30万，先后建起三礼堂、步廊、崇阁等设施。至宋咸平六年（1003），兴化军学竣工投入使用。宋皇祐元年（1049），兴化知军陈执方“尝辟而大之”。

在此后的100年间，兴化军学屡经扩建，到了宋绍兴十九年（1149），兴化军学教授徐士龙向朝廷又争取官钱1300万，改建军学校舍为东庙西学制，新建学馆、广堂、崇文阁、砻石、泮池等。后又迁莆田县学于军学孔庙东偏，附建廪、藏、庖等房舍480余间。宋淳熙四年（1177），因“火毁学几半”，故兴化知军汪作砺于次年“尝葺军学”，并命名讲堂曰“道化”。宋淳熙七年（1180），兴化知军孙绍远为“道化”堂书写匾额。宋绍熙二年（1191），兴化知军赵彦励重建忠恕堂，在道化堂之左，为教授宿舍。

此时的兴化军学“制度宏伟，雄冠一时”；办学经费，“视他州为盛；在校学子，多达数千人。其规模之大，学费之足，生员之众，即便在全国也是罕见的，这与当时各地官学屡兴屡废的现象形成强烈的反差。难怪宋代人会发出“学宫壮伟，甲于闽郡”的赞叹。兴化军学实际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集教学、督学、举试、藏书、教化于一身的莆田文化教育中心。

再说莆田、仙游县学。其实官办的莆田县学和仙游县学的历史，都远远早于兴化军学。据史载，莆田县学始建于唐贞观（627—649）间，初址在郡治南隅，旧称莆田县夫子庙学，开元（713—741）间，唐代名臣张九龄为夫子庙学书写匾额。莆田县学一直办到宋绍兴（1131—1162）间，才改附于兴化军学。

而仙游县学（俗称文庙），则建于唐圣历二年至长安四年（699—704）间，是仙游古代规模最大的教育场所，学址在仙游县城西（今鲤城镇西门兜城隍庙）。宋咸平五年（1002），仙游县尉段全迁建于县署南面（今县博物馆），有正殿、讲堂、射棚（后扩为射圃）等，学门列戟，学宫庄严。宋人《仙溪志》载：“庆历八年（1048）修之，元祐九年（1094）复修之。宣和末，例废养士，学宫圮陋不治。”宋绍兴九年（1139），由邑人肇庆太守陈可大捐资倡众重建，仙游知县谢天民助其一臂之力而成。

宋乾道七年（1171），仙游知县赵公绸扩建大成殿、尊道堂和忠告、明伦、笃志、懿文、宣哲、诚意等6个书斋，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为“尊道堂”题写匾额。后又建瑞英堂、六经阁、祭器库、乐器库及土地祠、庖舍等。设学官有教谕、学谕、直学和学长。嘉定（1208—1224）初，仙游知县叶文炳在“尊道堂”后边分别建蔡（襄）公祠和叶（顒）公祠。宋宝祐三年（1255），仙游知县赵与泌又在“尊道堂”东侧修尊经阁，西侧建文会堂。次年，在尊经阁后面建朱（熹）子祠。整个规模是县学的全盛时期。

兴化县学的创办则相对较迟。明周华《游洋志》载，儒学原址在兴泰里（今仙游县游洋镇）。宋绍兴二年（1132），兴化知县詹卓然始建兴化县学于县尉厅。然以县学地方狭小，又迁移于三圣堂之东，规模日益扩大。后来，兴化知县朱棐创敷典堂，张钧建大成殿，黄逸建议道堂，梁录立适正坊，陆楠置藏书室；兴化县尉叶世美造祭器库，主簿周若思又建升俊、存诚、适正、时习、果行、兴贤等6个斋舍。学门列戟，外为泮池，池上有桥，美轮美奂。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自太平兴国四年（979）至德祐二年（1276），在兴化建军近300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许多多重教兴学的知军、知县和尉官。他们在宦海生涯中重视地方教育，关心地方教育，扶持地方教育的种种善举，给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宋代地方官学规模颇大，学生众多，需要有较多的经费，才能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从有关史料记载可知，宋代地方官学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其主要来源有：一是由政府拨给修建学校经费和日常经费，这些经费有中央政府拨给的，但主要还是依靠地方政府。二是建立学田制度，为州县发展提供可靠的经费保证，如宋开禧元年（1205），兴化知军王居安“尝修郡学，拨废寺田十顷以佐学廪”；宋端平元年（1234），兴化知军杨梦信捐帑钱六十万，赎买学田以助学；宋嘉熙二年（1238），兴化知军张友拨废寺田租三百余斛以佐学廪，捐出积蓄二十万以赡学者，师生绘其像祀于学宫。三是收专项捐税以充学费，如加收酒税，宋崇宁二年（1103）令“诸路官监酒直，上者升增钱二，中下增一，以充学费；又如印卖契书，收息以充学费”。四是社会资助，如宋咸平元年（998）方仪、陈翊等诸生带头捐资30万创办兴化军学，这是史籍记载的莆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集资办学。五是靠其他各种途径，如以房租、刻印书籍等筹措学校经费。

与此同时，兴化军、县学加强对教育经费的管理，一般设有专管钱粮的会计。对分散出租学田所收的地租，均有账册记录，以备核查。同时，为防止学田和军、县学财产被侵吞，还设置贴基、石刻，将学田的田数、地租等刻在石碑上，作为长久凭证。

尽管官办学校规模宏伟，雄冠一时，但对于“儒风特盛”的兴化军来说，这只是一方面；而更广泛、深厚的文化则根植于民间的私学教育之中。在莆田，民办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如隋唐时期郑露的湖山书堂、郑庄的浔阳书堂、郑淑的巩桥书堂，林蕴的澄渚书堂、欧阳詹的福平书堂、黄滔的东峰学堂、翁承赞的漆林书堂、陈峤的北岩精舍等。到了宋代，莆田书堂、书院之盛冠于全闽，或称精舍，或称草堂，或称义塾，或称学馆，皆由名儒讲学授业。

据地方志记载，宋代莆田规模较大，影响较远的书堂、书院有30所，它们分别是：

东井书堂 在莆田县东二十里，地名红泉东井（今属荔城区）。宋绍兴十年（1140），林光朝在族叔林国钧的资助和聘请下，在此创办“红泉义学”，又称“东井书堂”，南宋状元张孝祥为该学堂题写匾额。刘克庄在《兴化军城山三先生祠堂记》中说：“初艾轩（光朝）来水南，学者空郡从之，而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明林文在《红泉讲道序》中也赞道：“吾莆自郑露讲学于南湖，在唐则吾祖（林）蕴、（林）藻、欧阳詹读书于泉山。至宋，艾轩讲道于红泉，由是文风大振，遂有海滨洙泗之称，其盛矣哉！”据史载，朱熹途经莆田时，特地到东井学堂去聆听艾轩的精彩授课，还称赞他：“说得道理极精细，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食者数时。”

金山草堂 在五侯山涌泉岩之西。林光朝除了在东井学堂授徒之外，还与其族人林充、林褒在谷城山的松隐岩、国清塘旁的濯缨亭和五侯山的涌泉岩等地，构筑草堂，传道讲学。清陈池养在《濯缨亭》诗中曰：“艾轩讲学为莆倡，国清之塘成名区。人居金山来城山，平湖系揖频往返。横经蒲弄一席地，论德松隐三岩间。”

涵江书院 在莆田县东北二十里涵头处（今属涵江区）。据《兴化府志》载：“唐孔仲良为莆田县令，因家于涵头，岁久子孙流落为编民。宋朱文公（朱熹）过莆，访其宗派，为告郡县，改立至圣文宣王四十九世孙孔宜户。”宋淳祐五年（1245），兴化知军杨栋得知孔子后裔有居住在涵头时，便为他们建庙置田，与镇官郑雄飞一起创办涵江书院，供孔家子弟读书之用。宋景定四年（1263），兴化知军徐直谅向朝廷请匾，理宗皇帝亲书“涵江书院”四个大字赐之，被刻在高2.5尺，宽11.2尺的石上。

上林义斋 在莆田县东北三十里后黄（今属涵江区），黄问创办。以聚四方英俊，其学立有五规：一曰修身慎行，二曰立志抗节，三曰潜心经术，四曰学通世务，五曰限日收攻。

寿峰义斋 在兴化县东南二十五里处（今属涵江区），方泳、方洞兄弟创办。“以来四方贤士，岁不下五十余人”。

澄渚梯云斋 在莆田县西天尾澄渚村（今属荔城区），林安中创办作义斋。“将以教一族之英俊，来四方之明彦”。

东岩院 在莆田县城北东岩山（今属荔城区），刘朔创办。

植德堂 在莆田县西天尾白杜村（今属荔城区），方峻创办，聚徒讲学，鐅井舍旁，祷曰：愿子孙居官如此水。及卒，程颢作行状，范祖禹作墓道碑。

仰止堂 在莆田县城厢白湖村（今属荔城区），陈宓创办。因取“高山仰上”之义，以名其堂。

郑氏书堂 在莆田县木兰溪之旁（今属城厢区），郑耕老读书之处。

东湖书堂 在莆田县城厢南门（今属城厢区），黄绩创办。

木兰书堂 在莆田县木兰陂北（今属城厢区），郑安正创办。

东里书堂 在莆田县城厢东里（今属荔城区），黄仲元创办。

一经书堂 在莆田县城中东厢（今属荔城区），方万创办，留意经术，笃于教子，朱熹名其堂曰“一经”。

金石山书堂 在仙游县东北金石山南侧，陈襄创办。

菜溪书堂 在仙游县菜溪岩，陈易创办。

龙华书堂 在仙游县龙华寺，林彖创办。

澄坑书堂 在仙游县阳澄坑，郑侨创办。

东湖书堂 在仙游县城东东湖，陈尧道致仕后归隐于此，读书讲学，为文论道。

双林书院 在仙游县永兴里，茅知至以国子监助教归隐双林寺，后改建双林寺为双林书院。聚徒讲学，问鼎理学，世称“道南一脉”。

大飞书院 在仙游县城北大蜚山，喻畤倡建。以读书、为文自娱，以讲学、唱酬为乐。

夹漈书院 在仙游县东北麦斜岩，郑樵在此讲学。郑樵去世后，生徒改称为渔仲书院。

庄山书院 在仙游县园庄，王迈创办。

麦斜精舍 在仙游县东北麦斜寺南侧，谢洪致仕后，归隐于此，以传道授业为乐。

静和轩 在仙游县东北麦斜岩，董公偃不仕而隐于此，立轩设堂，修学养志，并聚徒讲经。

圆通堂 在仙游县东北麦斜岩，黄钟晚年隐于此，以讲学、著述为乐。

南峰学堂 在兴化县广业里南峰寺（今属涵江区），郑樵与小弟郑槱读书之处。

夹漈草堂 在兴化县广业里夹漈山（今属涵江区），郑樵搭建的著书之处。

溪东草堂 在兴化县广业里溪东，郑厚的读书之处。

芗林讲堂 在兴化县广业里芗林寺（今属涵江区），郑樵和郑厚的讲学之地。

还有许多知其书堂而不知其创办者，如莆田县的闽阳书院、考亭书院等；仙游县的东山书院、会元书院、文昌书院等；兴化县的平福斋、读书斋等。

莆田士子把教书育人视为神圣职业，以献身教育为荣。他们或功成身退，以教书为乐事；或无意仕途，终身以育人为业；或科举失意，转而讲授学问；或迫于生计，而受聘为师。涌现出如杨在尧、林迪、茅知至、林光朝、郑樵、郑厚、林立之、林彖、宋藻、黄补、黄绩、陈宓等一大批教育名家。

甚至连外地名人学士如朱熹等都前来莆田讲学授徒。“凡三至焉，趋风承教之士不少”，民间兴学的这种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并转化为社会风气。书香飘逸，书声琅琅，“自井邑而达于田野，弦诵之声远迩相闻”，“市井田亩之徒，悉能识书、画、字”，“十室九书堂”等，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民办教育的普及为四方学子缅然而起，一心向学，进取科第，提供了良好的外界环境。

宋代莆田教育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那就是捐资办学蔚然成风。当时，捐资办学成为时尚。遍布兴化大地各个角落的众多书堂、书院、私塾都是由莆田人节衣缩食而创办的。史实表明，地方上的官员和百姓为了本地的文化、教育和政治利益，都十分注重教育事业，力图使乡里子弟有更多受教育的机会，然后参加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从而达到提高本地区政治经济地位之目的。

更有意思的是，宋真宗的一首《劝学诗》，将读书、科考、入仕三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带来的种种好处，描绘得淋漓尽致，确实影响了士人上百年之久。《劝学诗》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逐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正由于这种“学而优则仕”思想的驱动，科举便成为当时对学子最具吸引力的事业。毫无疑问，这种劝学观念约定法成，习久成俗。

据宋人所云，时兴化军学生之多，学风之浓，十分动人。如仙游县“乡闾右学，后生不儒衣冠，不得与良子弟齿。岁时即先生旧德，以指授经术。其为词章，相与讲导，锻成一律。进取科第，若逢蒙之射而陶朱之贾。其失中而莫售者鲜矣。”这些士子努力向学、以儒为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应举入仕，归根到底还是受到科举取士的激励和推动。

同时，与宋代兴化人崇儒重学，读书人地位较高也不无关系。莆田自唐至宋，以教授为业者数不胜数，甚至有两三代相继为师者。他们虽然生活清苦淡泊，但能以推广教化、传播学术思想为己任，因而普遍受到世人的尊敬。此外，民间“天地君亲师”的观念深入人心，“隆师以重道”“父兄无不敬先生”的良好社会风气，也大大促进宋代莆田教育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