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厚

我至今依然惊奇于童年相当长时间里对父母和其他亲人一无所知。

我出生于1950年，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或者说现在能够记得起来的最初的那个我，是在我看到门廊上的石磨上有一根筷子的时候。我看到高高的伯母从小厅里走出来，就捡起筷子拿给她。她微笑着接过筷子，还说了一些话。我猜想那时我已经学会了用筷子吃饭了。20多年后，我和堂姐聊天，说：“我认识你妈妈。”堂姐不相信，说：“妈妈1952年突然去世，那时你才两三岁怎么可能记得。”我说：“我看到伯母去世时用的是没有上过油漆的棺材。”堂姐非常吃惊地说：“是啊，太仓促了，来不及上油漆！”伯母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位亲人，也是记忆中第一位逝去的亲人。

父亲自幼跟随祖父学习中医。1953年，父亲在村子里租房开了中药铺，兼行中医。祖父和父亲常常把我带去药店坐堂，但是我对这事一无所知。我真切地记得有一天，药店门口的河对面砖埕上在演莆仙戏，祖父抱着我坐在药店门口一条板凳上隔河看戏。我想喝茶，祖父一手扶着我，一手端着茶杯贴近我的嘴巴，叫我慢慢喝，说茶很烫。我长大后，父亲告诉我，我一两岁时，突然生了一场病，变瘦了很多。龙眼上市季节，村里名叫阿梅春的卖水果老汉，不时地把龙眼送到我家，我母亲哪里有钱买龙眼给我吃，总是拒绝。阿梅春就偷偷对我母亲说，是我祖父已经预先把钱付了并嘱托他送来的。但是这却与我最早的记忆无关。

1954年，我4周岁了，才知道了父母亲的存在。而且是因为只小我一岁的妹妹的去世。天天和妹妹生活在一起，我却不知道还有个妹妹！那天晚上妹妹闹了什么病，母亲喂她喝什么都喝不下，其中有一样东西，后来我猜想是蒲公英的叶子揉碎榨汁。只看见母亲哭哭啼啼，和父亲商量着什么，两人的神色都很不安。我昏昏沉沉地睡去，天亮后起床看见妹妹躺在眠床前的“踏扇”上，脸色很不好看。母亲哭着说妹妹去世了。母亲不知道哭了多少天。那天早上，妹妹的脸和母亲的悲伤，几十年后还是历历在目。

妹妹去世之前的整整四年，父母日日夜夜呵护着我，呕心沥血地护佑着我平平安安，可是我竟然不知道父母的存在，记不起来父母这四年里的音容笑貌！正所谓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对父亲存在的最真切的感受还是在我5周岁时。有一天，我大堂哥在福州参加“支援前线公路建设”（简称“支前”）归来，我手里端着装蚕豆的瓷碗，吃着蚕豆，一边和几个孩子跟在大堂哥后面，希望分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忽然跌倒了，瓷碗摔破了，把左鼻孔割裂了，鲜血直流。那时去六里外的黄石是一条小土路，父亲一路上抱着背着牵着我，到黄石街道上一个叫“十四生”的医生店里包扎，今天我的鼻孔还能够看到疤痕。之后父亲到一家点心店里，点了一小碗卤面，他看着我吃完卤面，而我也不晓得应该和父亲分享。那是我的第一碗卤面，此后再也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卤面了。桌子底下两条狗一直在穿来穿去讨吃，我好害怕，但是父亲一直都在护着我。

我四五岁时，祖父祖母养的一条棕色的狗突然走失了。这件事给我留下祖母的最初记忆。祖母缠足又双目失明，每天黄昏时，让我牵着她到大门口，她总是很虔诚地跪在门槛上，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祈求菩萨保佑狗狗平安。然后大声呼唤狗狗回来。我看见泪花在祖母眼里打转。狗狗最终没有回来，后来有人说是被一个专门打狗的人宰杀吃掉了。我家住在村子外一两百米的“田洋”上，前面是一条河流，左右和后面都是水田。祖父晚上经常到村子里和老人们聊天。祖母说他晚上回家途中，一出村口，只要咳嗽一声，狗狗就会马上从家里出发去迎接祖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祖母殷殷呼唤狗狗回来的声音。

大哥大我五岁，二哥大我三岁。我四五周岁时，在蚕豆收获季节，父母去田里劳作，已经摘下的蚕豆荚晾晒在家门口的砖埕上。大哥负责看守我们，同时照料砖埕上的蚕豆，还带领二哥和我把嫩绿的蚕豆荚捡出来剥出蚕豆粒，然后煮熟。当然他还会带领我们享用香喷喷的蚕豆，剩下的做菜配饭。大哥进屋做饭时，就由二哥带着我。早稻收割时，大哥天天都带二哥和我下田里捡拾田螺，我们每天可以捡到三四斤。捡拾回来后把田螺浸在水里一两个小时让它们把土吐出来，然后我们就剪掉田螺的尾巴。田螺个子圆而且比沟螺、溪螺大得多，壳儿也薄得多，肉质肥而鲜嫩。大哥负责做成菜，晚饭时一家人在月光下家门口的砖埕上，围着小木桌吃米饭配田螺，感觉很温馨美好。

有了大哥二哥的呵护照看，我就有了平安快乐的童年。但是好生奇怪的是我四五周岁之前，大哥二哥根本不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

我的弟弟出生于1954年，之后我又有了两个妹妹：出生于1956年的是我现在的大妹妹，小妹妹则出生于1958年。我常常怀疑，童年的我一定是个很自私的人，只专注于自己，要不，我怎么会对三位弟妹出生这么重大的事情都毫无印象？母亲很长时间辛苦地挺着大肚子干活，我怎么会熟视无睹呢？还有母亲三次坐月子，那些时候我自己又在哪里呢？

我对弟弟的最初印象是，1955年我父亲的药店迁到一座大房子二楼的一间房间里，上二楼要经过一段没有光线的楼梯。父亲抱着才几个月的弟弟，一手牵着我走上黑暗的楼梯，到他明亮的药店里。下一个记忆，就跳跃到1960年秋季的一天，上小学一年级的弟弟突然晕倒不醒，老师让我赶紧回家叫父母来学校。父亲送弟弟去了莆田医院。48小时后，弟弟终于被医生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苏醒过来了。父亲回来后说，医院的儿科主任临床经验丰富，看见弟弟拳头握成香橼状，马上断定是缺钙引起的晕厥，马上进行滴法补钙治疗，同时为了防止误诊还进行腰椎穿刺，抽取脊液以排除流行性脑膜炎。因为营养不良，那个穿刺的针孔半年都无法愈合，此后弟弟腰痛了好多年。

1958年，我的大妹妹2周岁，父母每天都必须在生产队下地劳动，天天就把一条两米长的草绳（莆田话叫“草索”或“稻索”）一端拴在妹妹的腰上，一端拴在大门外屋檐下的大柱子上。有一天，下了一场瓢泼似的雷阵雨，我们在学校里都被可怕的炸雷吓坏了。放学到家，我看见妹妹被拴在柱子上，全身被雨淋得像只落汤鸡，冷得嘴唇紫黑，身子一直在哆嗦着。我的心都碎了。不敢想象妹妹刚才在电闪雷鸣、地裂天崩之中是怎样惊慌无助！从此，我记住了这个妹妹。

我的小妹妹一周岁多学会了走路，由于缺乏营养患了脱肛症，又瘦又苍白，一蹲下去，鸡们就会去啄她的脱出近一寸长的红肿的直肠，鲜血直淌，她总是吓得惊叫哀哭。一家人都没有粮食吃，要充饥只能吃包菜皮，盐腌的咸菜或番薯藤，以及一种特别会生长，名叫“春不老”的青菜。母亲每天把生产队分的稻草拿出来，稻草中有遗留下的谷粒，每次都能够找到三五十粒谷子，我也帮着把谷粒外壳剥掉，把这几十粒的糙米放在小陶罐（莆田话叫“罐仔”）里，在小烘炉（莆田话音“含奴”）上慢火熬熟，给小妹妹充饥，充溢整个房子的饭香至今记忆犹新。这是我对小妹妹的最早记忆。

童年的记忆既有温馨，也有苦涩，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人生的艰难困苦铸就的童年最初记忆反而更加清晰。你是否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