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在荔城区西天尾镇碗洋村加兰83号，住着一位95岁高龄的老接头户陈玉兰。已是耄耋之年的陈玉兰有些耳背，但仍旧精神矍铄，当提起在碗洋村联络站的革命岁月时，陈玉兰乐呵呵地邀请志愿者坐下，在其儿女的帮助下，一同回忆着她光荣的过往。

陈玉兰的家乡碗洋村位于西天尾镇东南部，距离涵江区白沙镇约22公里，早在1926年10月，莆田党组织便在白沙镇建立中共澳柄支部，组建农会，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使澳柄乡成为莆田革命活动的据点。1930年中共莆属特委决定把活动据点由澳柄乡转移到新县外坑乡。12月底，外坑苏区反“围剿”失败，撤销了第二支队，转入隐蔽斗争。碗洋村作为西天尾镇的三大联络站之一，张坤等中共莆田地下党领导人经常在此处开展活动和召开会议。

1927年12月陈玉兰出生。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在印度尼西亚经商。陈玉兰的父亲回到家乡，了解到碗洋村联络站的工作后，义无反顾地将本来要修建家中房屋的钱投入到碗洋村联络站的建设中。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年幼的陈玉兰经常随父亲出入联络站，为在碗洋村联络站的游击队员们提供食宿，耳濡目染中，革命的种子自此在她的心中埋下。

1940年，陈玉兰便主动请缨为组织送信，年仅13岁的她不仅机智聪慧，而且胆识过人。年少的她，扮演着不同身份，将情报藏在花篮或鞋子中，多次成功避开了敌人的耳目，为党的地下组织提供各种信息，立下了汗马功劳。1946年，在其父亲、彼时的联络站站长的指引下，陈玉兰正式成为一名联络员，帮助白沙镇的中国工农红军207团传递情报。

据陈少洪回忆，在一次地下会议中，由于组织内部出了叛徒，向国民党反动派告密，碗洋村联络站被国民党包围起来。面对如此危险，陈玉兰没有退却，而是选择让其他游击队员先走，为了掩护游击队领导人撤离，还被敌人打伤了腰部。“四周都是机关枪，情况十分危急，为了掩护其他人，我的母亲受了伤，甚至爷爷也被抓走，被救出来时已经受了重伤。当时穷，也没钱治疗，到后来才上的医院。”一提到母亲的伤，陈少洪忍不住叹气。

碗洋村地理位置隐蔽，其联络站为七间厢砖木结构的单层楼房，由上下厅、左右厢房和砖埕组成，占地面积125平方米，在这间屋子里，陈玉兰还结识了同为联络站通讯员的施国霖，两人在工作中相互扶持，结为夫妇，共同抗击国民党反动力量。

1949年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下，积蓄了雄厚革命力量的共产党在莆田开展解放运动，具有革命斗争光荣传统的枫亭人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武装斗争，陈玉兰夫妇作为后勤部队，来到枫亭，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

解放战争胜利后，施国霖被调到了海军部队，而陈玉兰为了照顾孩子，选择留在了家中。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陈玉兰家中并没有田地，只能通过在公家的生产队中劳作来养家糊口。1970年，陈玉兰还成为了村里生产队的排长，负责安排农业生产任务。

受长辈的影响，陈玉兰的二儿子施少平也去参军，保家卫国。提到自己的儿子时，陈玉兰满脸笑意。陈玉兰育有4个儿子，2个女儿，如今由已经退役的施少平照顾其生活起居。

陈玉兰年岁已高，但见到来访的志愿者们依旧兴致高昂，她亲切地握住志愿者的手，微笑着祝福每一个人可以和她一样健康长寿。在合照时，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站在一起，临别之际，一直坐在椅子上的陈玉兰坚持拄着双拐送别志愿者，依依不舍的她挥着手告别，并欢迎这些后辈能够多来探望她。 （谢珊婷 蔺正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