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某次聚会，一位朋友不经意间说了几个段子，坐在边上的另一位朋友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是个有意思的人。”

我愣了一下，原来这就是“有意思”。说实在话，迄今为止我都不太明白“有意思”是什么“意思”？我的确听到过某个人非常认真地批评另一个家伙：你这人真没意思！——这大概算是狠话。据说有对夫妻生活了十来年，某一次丈夫提出了“要求”，妻子不冷不热地冒出了一句：没意思。弄得这位急火攻心的丈夫的情绪一下子崩盘了。

后来我终于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了对于“有意思”的定义：“所谓有意思的人，应该是代表某种思想，某种判断，某种激情的人，这个人应该是聪明的，可爱的，有趣的。”无论大学教授、学生、商人、出租司机、打工者或其他任何职业，都可以出现“有意思”的人。这个人或许是他的独特的经历，或者是他的出众的智慧，或者是他的迅捷的思维、反应能力，都可能造就他的独特的活跃和丰富。

当然，“有意思”的话和“有意思”的事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嘴巴说说可以，要是把某一件看来“有意思”的事真正落实了起来，有时候就不见得是那么有意思了。20世纪90年代山东潍坊一个农民，迷上了造飞机。他花光全家的积蓄，用了两个北京吉普发动机，硬把一个飞机送上60米高空飞了一圈。最后，这位农民飞机制造者死于一次试飞中，死后还欠了别人家一笔债，因为他的飞机掉在邻村一个猪圈里，砸死了一头老母猪，人家要他老婆赔。他活着的时候，电视台采访过他，他面对镜头露出的一位五十多岁中国男人那种天真、天马行空、毫无拘束的孩子般的笑容，令人觉得这还真是个“有意思”的人。但到了最后，却是谁都笑不出来了。

我的一位法学教授朋友，在一次美学会议上冒出了一句：“想得美活得美，才是真正的美”——一直被众人所津津乐道。“活得美”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概就是活得“有意思”。其实，这种“有意思”说白了就是活得“有意义”。人是不能完全脱俗的，别人的掌声有时的确会让某些“有意思”的事变得更有意思。山东那位农民自己造飞机，把一件不是普通人能够完成的事给做出来了，他的意义倒不在于单纯地为了赢得掌声，而是把普普通通的生活活出乐趣，活出他的“意思”来。他就是个“有意思”的人。

贾平凹说：“活得有趣，无问西东，性情中人，取悦自己，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他举了现代作家郁达夫的一个例子：有一次，郁达夫和妻子王映霞一起看电影。他一时得意，把鞋子脱了下来，盘腿坐着，感觉很舒服。王映霞忽然发现他的鞋底竟然藏着一些钱，立刻质问他为什么要把钱藏在鞋底？郁达夫急忙解释道，刚踏入社会的时候很穷，吃尽了没钱的苦头，现在有点名气了，也有点钱了，但是钱这东西欺压了他好多年，所以他要把钱踩在脚底下出出气。王映霞一听，疑虑顿消，居然和丈夫一起感慨起来。郁达夫“活得有趣”，他就是个“有意思”的人。按照贾平凹的意思，这种“活得有趣”，与知识多少无关，与挣钱多少也无关，它只与幽默乐观的生活态度有关。

一个人如果没有特别的爱好，当然也就无所谓什么“深情”以及“真性情”，如此无趣之人大概是没有多少人愿意与之交往的。所以贾平凹就说了，“活得有趣”，“有意思”，还必须是性情中人。为此，他又举了个例子：古代有一个棋迷，他对别人说：“像昨天晚上棋瘾那么大的人，我以前还从没见过，他们两个人蹲在一条小船上，竟然下了整整一夜。那船小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两人只好蹲着。”别人就问他：“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下了整整一夜的？”棋迷说：“这可难不倒我，我可是一直站在水里看的。”这个棋迷看起来是很可笑，但是他自己觉得很有趣，很快活，这不也是个“有意思”之人么？

一个“有趣”的、“有意思”的人，肯定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从而不被别人的眼光和标准所左右。有人可能会提出怀疑：“有意思”的人不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么？我们有时很难懂得他们。其实，真正“有意思”的人都是和这个社会交往、碰撞甚至妥协之后的产物，他给这个世界的周围带来快乐，弥漫着惊喜和愉悦。

汪曾祺有一篇文章《金岳霖先生》，写金先生在西南联大时讲《小说和哲学》。大家以为他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在汪曾祺眼里，金先生就是这么个“有意思”的人。

我想，“有意思”的人一定是如同金岳霖那样，懂得“取悦自己”，懂得从容、随性。人心本来就是一朵不待风吹而自落的花，在一去不复返的光阴里，枯荣随时都会过去，只有得失两忘，才是真正的“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