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某个午后，阳光有些灼热，我信步走到小柳村，看到一位高龄老婆婆佝偻着身子，坐在巷口一张歪斜的石凳子上，倚着那堵斑驳的墙边，呆望着匆匆来去的行人。

附近的推土机亢奋地穿梭着，我看着这一幕，看着这里的每一个暗角正在一步步地隐退，某些黑黝黝的历史和乡愁的节点，也变成了一个个新的断点，密集地在我脑海里交替浮现。我就想起那位老婆婆的心情一定跟小巷一样。尽管我的这些小感慨微不足道，然而我终究还是被这里的某些有意思的局部震撼到了，比如那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比如那位老婆婆倚在墙边的姿势。

同样的情景，去年我在一座古镇也遇到过。一位老大爷倚着古街的一堵石头墙，坐在石条椅上，目光横扫着熙熙攘攘的行人。我问道：“大爷，你在看什么？”他转过头来定定地望着我：“看光，这里有光。”这时我才意识到大爷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的“倚”不仅仅是一种依靠，而是对于光、对于生活的一种向往。

曾经数次去一位教授家里喝茶，他的夫人总是坐在靠门的位置上，倚在那里看着我们，听着我们胡侃，时而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她的“倚”的姿势比较特别，只用一只肩膀斜靠着门框，不时轻微晃动着身子，提示她的先生换个茶叶什么的。某次，我突然就觉得这有点像“倚天屠龙记”。

我的一位朋友写了篇散文，记述在一次远行途中，一位老头子对着全车厢的耳朵，陈述着他曾经寻找一生中丢失了七分钟的故事。老头坐在靠窗的座位，身子就倚在车厢上。这其实是一种魔怔。也许是他的习惯，也许这种姿势更容易勾起他的记忆。

我在教授家里看着他夫人“倚”的姿势，总觉得他可能在醉心于生命某一刻或某一个瞬间的眷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瞬间都是充满皱褶的，哪怕是丢失了生命中的一分钟，也表达了生命的一种“不确定性”。人生总是在品尝着不断离开“此刻”或“此在”的神奇，这些，也许就在那一种“倚”的姿势里，得到了追问和证实。

20世纪80年代，我敬重的一位学者写了一首《倚着长城和天安门思考》的散文诗，我写了个评论，认为他是把我们民族的历史和国家的精神需要结合起来思考，才会有这种“情感的潺潺、思想的潺潺”的哲学思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于“倚”这个字眼有了一种“字节跳动”的感觉，因为它就是一种精神，一种意义。

我在中学时代开始接触鲁迅，觉得鲁迅就是一根时代的“骨头”，因为这根骨头“倚”着时代的运命。年轻时与鲁迅相遇，心里渐渐地由寂静而至骚动，我于是想要出去，想要做点什么。曾经有位朋友告诉过我：不读鲁迅，一样能写文章，但是肯定会少一根骨头。这话立即让我有了一种“倚”的感觉。倚在鲁迅的言说里，我总会感到有惊鸿一瞥，一定会邂逅一种精神。鲁迅的眼极冷，因为他冷眼看穿的是那个充满“恶声”的世界，他“倚”在时代的运命里，其实是“倚”着生命的精神符号，他要为这个符号而抗争。

晚年的海德格尔隐居在一座小山上，每天总有那么一个时刻，他会倚在一棵树上，只为了倾听落叶的声音。他“倚”在那里，带来对于“存在”的意义的永恒思索。二战期间，一位被囚在集中营的女孩每天放风时，都会倚在那堵高墙上望着天空，她在日记里写道：“天空还不曾定量分配，我很快乐。”她没有错过宇宙和大自然对于她的厚爱，没有错过生命中的风景对于她的问候。叔本华说过：“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其实，他们的“倚”，就是在寻找独处而自醒的感觉，那样的感觉一定是生命和存在的全部姿态。

时下时髦一个词——躺平。无论对于它有多少种解释，我都觉得不能过于执着。有人说林语堂就懂得“躺平”，我倒觉得这样的人，如果借用许纪霖对他自己的称呼，就是一只“无法归类的蝙蝠”。

许纪霖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胡适最可敬，鲁迅最可佩，而最可爱的，非林语堂莫属，因为他最懂得躺平艺术。我时常在林语堂的文章里，读到一只蚂蚁的悲歌、一口池塘的叹息或者一茎风中的稗草的倾诉——这就是“躺平”么？

林语堂的人生哲学就是闲适。作为民国时期的一名知识分子，林语堂的躺平是有艺术的，他自己说：“理想的人并不是完美的人，而只是一个令人喜爱而通情达理的人，而他也不过尽力做那么样的一个人罢了。”到八十岁写自传的时候，他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这也许就是林语堂的“躺平”艺术。

然而，林语堂终于还是躺不平的，他明白“生命有涯、但也安命”。就是这样一位“两脚踏中西文化”的人，骨子里却是与政治世界疏离的，他想做一个精神的流浪汉，觉得“中国理想的流浪汉才是最有身份的人”。最终，他离开了政治世界，但没有像他所欣赏的陶渊明那样去离群索居，而依然是“倚”在世俗生活里——这才是他的终极命题。

“倚”就一个字，却写尽了多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