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最近，华中师范大学在云南大理成立了一个“大理乡愁研究院”，这不禁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用“乡愁”直接作为一家研究院的名头，估计是国内第一家。

乡愁研究院的主旨，不是把乡愁作为一个纯粹的文学概念，而是把它当作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工业化道路的一个理论概念，是思考农业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理论概念。这种对于“乡愁”理念的运用无疑就显得高大上了起来。其实，乡愁无论如何是要跟家国情怀联系在一起的。大理乡愁研究院把“乡愁”具体落实到一个地域，就说明他们那样做是为了激活一种乡村文明的时间磁场及文化自信，同时为了激活一种“失路的人”走回家的感觉。说白了，他们的目的在于完善“乡愁”的两种形态：时间乡愁和空间乡愁。

如果用文学作品来说明，我想前者就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呼愁”，它表达了一种“时间乡愁”；后者则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胡赛尼在《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和《群山回响》里对于“失路”过程的悲唱，它表达了一种“空间乡愁”。

过去我一直觉得“乡愁”两个字只有文学能够用得着。作家阿城从亚利桑那州开车回洛杉矶，路上带了一袋四川榨菜，嚼过一根，家乡的“味道就回来了”——把榨菜腌成了故乡，情感就变成了荣耀。莫迪亚诺的小说《夜巡》里有一句对于巴黎的描述：“她是我的故乡。我的地狱。我年迈而脂粉满面的情妇。”思乡的情结完全受雇于他的一个伟大的记忆。而诗人大概就更是多愁善感并且最善于用“乡愁”的一群了。郑愁予的乡愁是“我哒哒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而余光中那一枚“小小的邮票”，几乎成为了乡愁的代名词。

偌大的中国，就是一座伟大的“乡愁”，这里有着极其宽阔的“民族记忆”。大理乡愁研究院的成立，它注重的就是笼罩在我们身上的中华民族永不消逝的乡愁，是真正中国式的乡愁。无论是国家，还是我们如今一直在回望的家乡，乡愁情结始终没有断裂过，相反，它们成为了一种无尽的延宕，一种闪耀。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乡愁的，但是与家国乡愁比起来，我们自己不过是一种“关怀自身”的行为罢了。

清明节就要到了，几乎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回到家乡，去跟那些熟悉的土地和草木邂逅，去追寻那些深藏在草木之间的漫漶与斑驳——这就是我的乡愁，是我的最初的记忆。十多年前因为要去土耳其访问，我特地去买了一本土耳其作家、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伊斯坦布尔是介于两个大洲、两种文化的城市，帕慕克写道：她是一个“不怎么故乡的故乡”。在那里生活需要分身——倒不是他的那双眼睛看不过来两边的风景，而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命运充满了岔路，她的天空弥漫着两重性的妖魅。所以帕慕克说，他同时过着两种生活：一种公开，另一种秘密；一种属于当下，另一种属于历史。古老的奥斯曼建筑虽然带有某种简单的朴素，却也表明了帝国终结的忧伤。土耳其人是认命的，“认命的态度滋养了伊斯坦布尔的内视灵魂”。

到了土耳其以后，我着力寻找帕慕克的那些描述。帕慕克所描写的城里最后一批宅邸、木屋的彻底焚毁，如今是找不到了，但我一直觉得在帕慕克的灵魂深处，始终有另一个帕慕克存在着，这个双重自我显示出了伊斯坦布尔人一百五十年来的感受：“不完全属于这个地方，却也不完全是异乡人。”伊斯坦布尔给了帕慕克一切，然而帕慕克只能用一种拔出“土耳其性”的凝视去看待这座城市。这种凝视对帕慕克来说，始终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秘密的动作，帕慕克终于对伊斯坦布尔是充满忧伤的——这就是帕慕克式的乡愁，是一种难以消解的乡愁情结的笼罩。2006年瑞典文学院对帕慕克的颁奖词就这样说：“帕慕克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我想这个更符合他的本意。

大理乡愁研究院由长期以来对于“三农”问题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华中师大资深教授、中国农村研究院原院长徐勇担任院长，他表示：乡愁研究院虽然以大理为支点，但其建设目标立足于全国，要建设成为国家级的大平台——我以为他具有一种宽阔、深远而博大的“乡愁中国”的目光。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乡愁可以重来呢——这无疑将是我们对于“乡愁”的一种美丽的想象和期待，当然，我们更期待大理乡愁研究院将成为“乡愁中国”的一个美丽而壮观的缩影。

在所有的乡愁情结里，我们都是踩着乡愁的脚印前进的。乡愁，无论或大或小、或深或浅、或远或近，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一首小诗，它们都将是我们的追寻和坚守。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乡愁就是我们的韵脚，不管踩在哪里，它们都是一道永远挥之不去的美丽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