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物学意义上说，无论是人类，还是畜生禽兽，乃至于植物，他们或它们的任一个体的爹，都是唯一的、确定的、永久不可撤销或更改的。

莆田人也不能例外。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情况就比较复杂了，“爹”也就不那么纯粹了。比如有亲爹、干爹之称，但都是爹。这样，有的人就“俩爹”或“多爹”了。     

每个人的爹肯定只有一个，但要是写在纸上，却不一定。我这里所要讨论的爹，就是父亲，严格地说就是关于方言中对父亲的称呼问题，包括有几种称呼，每一种称呼在字面上当如何记录(书写)等。对于“爹”的称呼，在文言习惯上，有时为了省字省话，就单用一个“父”或“亲”。在某些古代文献如《孝经》中，就单用一个“亲”字。这个单用的“亲”，在多数情况下，就只能是特指父亲、母亲或父母亲，如“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由于知道这一层，所以，我在微信发言中，从来不肯单用一个“亲”字:我怕别人占去了便宜。

父或父亲是爹的标准称谓，但有些带有限制或修饰成份的父，则未必是亲爹或生父。看看古书，里面乱七八糟、“五颜六色”的带个“父”字的多着呢，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如生父、养父、义父、师父、亚父、伯父、叔父、王父、诸父、岳父、舅父、姑父、姨父等，甚至连百工杂役也可以称父，如渔父;如果把“父”通“甫”的用法也算上，那就更复杂了。但是，除了生父可以和娘睡觉之外，其余皆不允许。而对于那些不允许和娘睡觉的父，你也还得十二分不情愿地去呼其为“父”。 

父或父亲，是写在纸上的爹，一笔一画，白纸黑字，有学问的人说那叫“书面语”。书面语清清楚楚，不会混乱，所以，书上的爹不会错。

但是，在嘴巴上的爹却不一定了，即使是亲爹，在莆田话口语里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的。

在口语里，对爹的称呼，可以分为面称和背称，改叫和随叫等等。

先说面称。

面称就是当面叫或喊：近在眼前就叫，离得稍远就喊。

古代人怎么叫喊，没有录音录像保留下来，无从查考;从现在莆田方言的使用情况看，也有城市乡村各色人等的差别。

城里人，有文化的人，公职人员的家庭，比较整齐划一，因此也显得单调，就一种称呼:“爸爸”。但在乡下，离城市中心越远的山区、沿海，贫寒人家，那称呼却越丰富、生动。现在通行的是“爸”加方言习惯的前缀词素“阿”，称为“阿爸”。而在较早年代，称“爹”的也不少，如“阿爹”“老爹”等。莆仙戏剧本中的文字记录进而表现在戏台上，社会低层人物的称呼却是多种并存混用、根据表达习惯而自由变换的。如《目连》剧本中就有这些:

“罗卜我仔，老父碌碌无能……”

“爹保重莫心虚。”

“姐吓，那爹请！”

“爹爹无期身上坎疴。”

“若是父亲天年享尽，罗卜减寿替爹脱体。”

 “亏我爹……一旦父子两分离。”

这些对父亲的称呼，看起来比较乱。但演员据此而在台上又唱又说，其所指对象却是确定的。

除了这些，《目连》剧本中还有“老使”的称呼。

这个称“老使”大概不是由“老子”音讹而误写的。姚旅在《露书·风篇》中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

莆田、福清，小人称上人曰“使”，盖从通政使、布政使以尊人也。而子称父亦曰“阿使”，则从仆之称也。

原来，“使”是由“尊人”之称而来的。当然，由“阿使”而“老使”也没有特别难懂之处，因为“阿”“老”作为构词前缀，多表示亲昵、尊敬之意思，可以根据习惯而选用之。如呼我“阿李”“老李”，我都会热情应答的。

再说背称。

背称有点复杂。

所谓背称，不是躲在爹的背后称呼爹，而是指爹不在场，己身与他人说话时，提到了自己的爹。

背称与面称有一致的情况。比如“我爸是李刚”，可以明了这人平时叫李刚“爸”，而现在对别人提起也叫“爸”，面称背称一致，都是“爸”。

但在莆田上一辈或更上几辈人的口语中，背称比较常见的是“老爸”！

对于这个“老爸”，有些人不容置辩地断言，莆田方言称父亲为“郎罢”！

对这种断言，我明确表示不认可，当然也就不接受。如果话没说满，留有商讨余地，修正为“根据方言读音，有一种写法为‘郎罢’”，那么，这样说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他指出的只是“一种写法”而已。

主张“郎罢”说的人，“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后面的人照抄，抄着抄着，就快要达到“一千遍而成真理”了。

古人云:学然后知困。古人太笨了，怎么会越学越糊涂呢？我不是这样的“云”法。我精着呢。我是犯糊涂了，就临时找书来学，于是，我找到一本比较新的《古代汉语词典》(第二版)，发现书上说的“郎罢”是这样的:

[郎罢]闽人称父为“郎罢”。顾况《囝》诗:“囝别～～，心摧血下。”陆游《戏遣老怀》诗之一:“阿囝略如～～老，穉孙能伴太翁嬉。”(今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