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版《钦定续通志》

四是注重实学。郑樵认为，治学修史要讲求实用，反对空言的词章、义理之学，二者都是本末倒置、从事语言的空论，而非实学。他提出，治史要留意记载国家的典章制度，史册因已详文该事，善恶已明，无须再加美刺褒贬。因此《通志》中的纪、传、世家等都删去了原有的“论赞”，而着力于“二十略”对历代宪章演变的记载。

郑樵重视图谱的感性功用，指出天文、地理、宫室、器物、衣裳等16门类的知识，若无图谱，不但“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置之行事之间，则茫茫然不知所向。郑樵用十年时间研究经旨之学，正是通过对天文、地理、草木、虫鱼、鸟兽的细心考察核实，才弄清文字的含义，撇清了传统的“美刺”、“褒贬”的谬说，才真正理解了《诗》、《传》的本义。

五是科学分类。“类例法”是郑樵治学的基本方法。郑樵在《校雠略》、《图谱略》、《艺文略》中，以持军、治狱的编制方式，比喻治学的“类例法”。就是要求在分明学术源流的基础上，对学术加以分类，“八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一部《通志》，特别是“二十略”，始终贯彻这种“类例法”。

《艺文略》以十二类与三级分类法，把古今天下图书统归其中，穷尽了百家之学的源流。《昆虫草木略》把动、植物分为草、蔬、稻粱、木、果、虫鱼、禽、兽八大类，每类又加细分，分明其类别、品种。如草类的芝，按颜色分就有龙芝(青)、丹芝(赤)、金芝(黄)、玉芝(白)、玄芝(黑)、木芝(紫)六种。《氏族略》把姓氏的来源分为32种，即以国为氏，以邑、乡、亭、地、姓、字、名、次、族、官、爵、凶德、吉德、技、事、谥、爵系、国系、族系、名氏、国爵、邑系、官名、邑谥、谥氐为氏等来源，做到“绳绳秩秩，各归其宗。使千余年湮渊断绪之典，灿然在目。”《六书略》疏理古代汉字的六种造字规则，“驱天下文字，尽归‘六书’。军律既明，士乃用命。”如此等等。  

总之，“类例法”是郑樵一生治学著述的主要方法，是他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大法宝，也是贯穿于《通志》中的科学理论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学术价值。

以上所列《通志》的这些特色，集中地体现了郑樵的史学思想与学术精神。这些特色不是孤立的，是有机联系的。它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上反映出郑樵治学的途径、方法及其指导思想。郑樵正是在博采众书的基础上，以会通为主旨，以批判为武器，以实学为取向，以类例为方法，推陈出新，而自成一家之言，独断之学。终以一己之力，在中国史学史上矗立了一座丰碑。 

郑樵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史学大师，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富有创新精神的一位代表人物。他不但在史学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在语言、文献及天文、地理、生物等多种学科领域也都有建树，堪称博学大家。

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个人治学环境条件的僻陋，以及晚年基于身体原因而仓促成书的处境，使他的才华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所著《通志》也未能精益求精，趋于完美。在今天看来，郑樵《通志》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犹如参天大树的一点枯枝黄叶而已。不足为怪，也不可苛求，无损于它巨大的文献价值。他的学说仍然是时代学术的最高水平。他的巨制《通志》，足以成为睥睨古今史志的不朽之作。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