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瑞棣

1978年，我们大队的有线广播线路已经损坏，每家每户的小喇叭不响了，但大队部的高音喇叭还在响。省广播电台举办了高考讲座，每天大约在12点后开始。县广播站适时地转播。有时，我为了听讲座，也顾不上睡意，跑到外面开阔的地方去听莆田县人民广播站播的高考讲座，效果不错。不愧是名师讲的，讲到我国的气候分布及原因时，讲得井井有条，印象十分深刻。地理科考试时，这道题还真的出来了。

我已到了而立这年。说实话，这个年龄，学习有很多困难，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一整天坐在桌旁，把历史、地理、政治轮番轰炸，地毯式梳理、过滤，时时出现读不进，有厌倦感，脑子里一片空白和饱和。这时候，只好出去走走，到阿华那里看看有什么消息没有。

真的还碰上了，阿华手里有一张普查的历史科卷子，上面还有答案。我拿过来，快速浏览一遍，都是材料上有的，不怎么稀罕。就是最后一道题，我认真看起来，快速贮存起来。题目是，试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原因（大意这样）。我家里没有大张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我就跑到村里小学的办公厅去看，因为那里有挂。

考试的日期起来越近了，我赶紧张罗考试的用品，准考证、圆规、三角板等。我也不花钱买，一应需要，通通借了。我向生产队队长借了“英雄”的钢笔，又在他那里吸满了墨水。

1978年7月20日早晨，我早早地起床了。不久，阿强、邱玉森、张杏本和我，出发前去考场。他们都骑着自行车，是20来岁的小伙子，只有我是而立之年的“老货艮”。四个人，三辆自行车，他们让我搭他们的顺风车。一路上，天空澄碧，阳光灿烂，轻风微吹。

来到了考场——梧塘一中。梧塘一中的前身是博文财经学校，后改为莆田七中，现在是梧塘一中或梧塘中学。只见朴素的校门上，悬挂着一张红布横幅，上贴着黄字：1978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梧塘一中考场（个别字有出入）。

久违的考生，成百上千，熙熙攘攘。我私下里想，我有把握吗？我可能是来当陪衬的。我心里十分矛盾，我既不是稳操胜券的实力派，也不是一字无一字的白卷先生。我是匆匆的过客，我无所谓，好比老话说的那样，“有就一名，没有就冷隔疼”。我无比淡定，无比平静。淡定到了极致，就成了绝对信心，绝对把握了。

由于时间过去了40年，各科考试的时间都无法准确地回忆出来，只记得一些零星的细节。考历史时，考试前几十分钟，我又遇见了阿华。阿华拿着那张地区普查卷，我顺手拿了过来，把那道题很快看了两遍。答卷时，这道题出来了，记得是15分。我很顺利地把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变化及原因答出来。做名词解释时，有一个“史记”。我在复习时，由于那本材料油印比较糟，影响了归纳、总结。幸好在1978年，我订了《福建文艺》，第一期中有一篇分析“史记”的理论文章，我读过有印象，所以答题很容易。又如“孟良崮”，我在农闲时曾经读过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张灵逋被击毙是一个突出的情节，所以答起来也是如鱼得水。答“官渡之战”时，因为1968年我读过《三国演义》，所以根本就不费力。只是在填太平天国的进军路线图时，我失利了。问题就在那本材料，还是油印的问题，较杂，不利于理顺，所以填错了，失去了很容易得的6分。地理科很不顺利，名词解释“信风”都不知道。因为油印材料排列较乱，所以没有读到。

分析阿根廷的气候，南北对称，印象不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不好，严重影响了事情的进程。考数学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试卷的题目，只有初中部分的我能做，其余的只能是望题兴叹了。最后一题，分析一道解析几何题的几种情况，相当简单，我也无能为力。考数学前，我在林荫道上遇到熟人，他手里也拿一份试卷。我凭习惯拿来一翻，有一道是解答圆柱体的体积。只见卷面上答着，“根据圆柱体体积公式V=πR2h”,下面的解答过程很复杂，我不甚了了，但那公式却清晰地记住了。考试时，卷子上恰好就有一题是关于圆柱体体积的。我答不了题，就把那一句“根据圆柱体体积公式V=πR2h”写上了，就没有下文了。据数学老师说，写上那一句，基本可以又得分。考语文时，填生字，很多字填不上，因为没念过课文。比如“盘桓”的“桓”字，就出自高中语文课本秦牧的一篇散文《古战场春晓》。但因为没有阅读过，只能望字兴叹。而那几道古文，我是轻而易举地解答了，功底来自于初中的语文课和《古代散文选》。我想，语文可能会不及格，最多得40分吧。

不理想的结果是意料中的事。我很快就从考场情绪中走出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8月底，考试成绩出来了。邻居阿强考了388分，同行的张杏本和邱玉森总分也是380分以上，只有我才考了311.5分。这中间，原本估计不及格的语文竟得了72分，在萩芦公社的考生中算是较高的，数学只有26.5分，历史72分，地理62分，政治79分。

我从卢德华那里借来省编的两本复习纲要，历史和地理，准备明年再考。到了11月，忽然传来消息，说是总分在250分以上，可以报名去西藏读大专。我心头一激灵，我不是311分吗？超过60分。只要能跳出农门，上哪都没问题。可是后来，就渐渐没声音了。我铁下心，种田，一辈子；砍柴，农闲一阵子。

过了春节，有消息传来要扩大招生。4月底的一天黄昏，我正在生产队的田里插秧，邻居的小青年走到田头，对我说：“翁老师叫你去他那里拿通知单。”翁老师，就是翁金泰老师，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对我非常关心，已经代我从公社取了通知单。

因为白天要插秧，吃完晚饭，我就连夜赶上去。翁老师衷心地祝贺我：“我是看着你成长的，我本以为你这一生注定是当农民了。”一路上，晚风习习，蛙声阵阵。我的心，无比轻快。翁老师还在课堂上风趣地说：“大学是皮鞋和草鞋的分水岭。东张有个卢瑞棣，只念初中就考上大专，你们还不努力呀！”

我被莆田师范专科学校莆田分班语文专业录取了，实际上就是莆田县师范大专班。不久，报名，体检，转户口。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竟然摊到了。回想这一年的变化，还真应了老话说的：“运气好，孔莱壳都能当船撑。”我只花了40天光阴，投资了两块钱，其中报名费0.5元，做准考证照相约1.5元，就完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蜕变。

时光之河流到了2018年。我简单地说一说与高考有关的人和事。先说老蔡，这位土改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一生兢兢业业。他是20世纪80年代末，告别了沁后水库，走进了遥远的天国。他无意中为我成就了一桩大美事，改变了我的后半生。阿荣叔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仙逝，追随老搭档老蔡远去了。我的邻居卢志强（阿强）和他的同学张贤本，同被福州大学录取，现在也双双退休。我的领导卢德华（阿华），虽然落选，但后来走上建筑行业的岗位。在这里，我真诚地感谢阿强和阿华，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大学梦可能化成泡影。我也真诚地感谢张杏本，是他的亲戚为我们提供了三天免费的午餐。只有邱玉森，命运不济，从武汉地质学院毕业后不久，就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令人嘘唏。我本人也于1981年5月走上教育岗位，2004年4月，我从教师岗位上退休。

40年，弹指一挥间。往事如烟，这40年中的酸甜苦辣，都化成美好的记忆。让我们记住普希金的诗句：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