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１ 黄起有书“青云庙”匾额

图2 篆章“降尔□福”

图3 篆章“黄起有印”、“东里人”

图4 三篆章款识

囊山村青云庙——一处被遗忘的宗教文物

青云庙，自明隆庆四年（1570）创造至今，已近450年，期间虽然历经变异，却一直是山兜先民民俗、信仰的活动中心。

2004年秋，青云庙历时二年的修造，正式告竣，其“捐建芳名碑”序文中，可看到庙宇的初创年代为“明隆庆四年”，奉祀的神祇乃“黑白二将与白牙将军”。

莆田自嘉靖期间，历经倭乱、抗倭，于隆庆、万历间，各地纷纷立碑造祠，以缅怀奋力杀敌，拯救万民于水火的忠勇将士。明隆庆四年，江口应诏创建惠德祠，奉祀抗倭名宦福建巡抚谭纶、总兵戚继光、知府易道谈及知县莫天赋。深受倭患，导致寺毁僧亡的囊山寺僧众，深感抗倭将士的无量功德，积极筹款，在周边民众的齐心协力之下，于宋末位于龙潭坑南向的“延寿堂”遗址，创建了奉祀抗倭献身的名将黑大人（孔兆熙）、白大人（白仁）与普救众生的观音大士。正是这处不起眼的小庙堂，却曾是驻锡过于福清黄檗山万福寺说法、莆田宗教史上东渡日本传禅第一人的禅修之地。

传承于民国22年（1933）的手抄本，青云庙东厢房的楹联：“佛法相符同一位，丕著显迹庇千家”。正殿二侧楹联是“青云扶宝殿，黄檗显琼山”、“黄檗威巡灵万古，青云德泽庇千家”。青云庙库房之中，尚存一方“竹毅黄檗”的匾额，表彰缅怀栖隐此处的超元禅师东渡日本，开创九州一代禅风的艰难与刚毅不拔的刻苦宗风。年届古稀的陈仪生前辈回忆道：“十几年前，修造庙宇整理旧物时，曾有一竖匾，书有‘大清’、‘昭和’的字样，其它的已记不清了。”

更有意思的是：大殿正中“九使爷”的头上，一直高悬着一方告竣时囊山寺赠送“妙应明精”的大挂匾。青云庙佛道和谐相处的特色。在莆田的佛寺、神庙中，确不多见。

一、莆田东渡传禅第一人

囊山村青云庙，是莆田宗教史上东渡日本传禅——超元禅师的栖隐之处。超元禅师，字道者（1598-1662），莆田人，又称南山超元。早年出家涵江国欢寺，曾驻锡囊山寺学禅（明末清初，青云庙前身“延寿堂”乃是囊山寺产业），尔后又回国欢寺禅修。

明崇祯八年（1635），37岁的超元，即南行参学求法，其足迹遍及闽南各地名寺，先后于南安小雪峰，九日山延福寺、厦门南普陀及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等。最终于漳州南山寺参谒行弥亘信，随侍学禅多年，得其法印，后主南山有“南山道者”之誉。

唐宣宗大中三年（848），闽人希运于渔溪黄檗山出家，后至江西百丈山参拜怀海禅师，得传心印后，即往高安黄檗山传禅，世称“黄檗希运”。弟子义玄（山东曹州人）于大中八年（854），开法于河北镇州“临济院”，乃“临济宗”开宗祖师，有“临济义玄”之称。

北宋初，“临济宗”转入闽中后，又分创为黄龙、杨岐二派。宋嘉熙（1237-1240）间，于囊山寺传法五年的“孤峰德秀”，就是杨岐派下的第八代法嗣。囊山寺自宋至清，历代住持皆属临济法嗣（清末曹洞宗的源智任囊山寺主持，那只是一个例外）。

漳洲南山寺的行弥亘信，乃临济宗第31代费隐通容的法嗣，与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主持隐元隆奇乃法门师兄弟。因此，隐元也是超元的法叔。有此特殊的一层同宗佛缘，超元于赴日之前的十余年，曾多次往返黄檗山，并于万福寺住锡说法。

清顺治六年（1649），年已五十的超元，应日本九州长崎崇福寺之邀，于该寺出任主持。四五年之后，移锡九州平户普门庵、集云庵三、四年，被尊为“开山祖师”。超元是莆田佛教史上，名僧东渡传禅第一人，也是开古囊僧人出国传禅先河的开拓者，比黄檗山万福寺的主持隐元隆奇（日本“黄檗宗”的开创者）的东渡，还早了五年。

从莆田佛教史专家杨美煊先生《古囊名刹》搜集的超元赴日相关资料中，可以看出超元的东渡十分成功，取得日本佛教界的高度评价，有“名声之噪，不亚唐僧”的赞誉。趋集超元座下学禅的日僧佛子不可胜数，尔后成为日本著名的禅师即有三十多位。“崇福门庭若市，一派昌盛繁荣”，“禅师来朝，天下英雄荟萃，群贤毕集，在佛教史上留下千古芳名”。

日文《禅宗史研究》对超元于日本禅宗史的贡献评价是：“道者超元来朝，我国禅界所受影响不可低估，无论是他律方面，或是自律方面，在江户时代的各种禅风中，堪称独具一格，他是隐元的先行者，传播明风之禅，给后来隐元的来朝，创造了多少有利条件”。

超元回国的时间，大约清顺治十五年（1658），是年60岁。回国时，囊山寺已发生重大的变故，寺院经济已大不如前，寺破僧弱（壮者，四散而去，唯剩老弱僧众），为了维生，寺产大量变卖流失。面对每况愈下的现状，超元只有返回故山国欢寺栖身。清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二十六日，首次东渡的一代高僧于国欢寺示寂，年64岁。

二、明礼部左侍朗手书的庙额

囊山村青云庙现存：明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黄起有手书的“青云庙”匾额一方。钤刻“黄起有印”、“东里人”、“降尔□    福”篆章三枚。莆田境内，保存有明代人手书，钤刻私章的庙额，并不多见，这是一件难得一见，集人文、书法、宗教于一体的历史文物。

黄起有，字应似，号改庵，生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莆田城内东里人，“黄滔二十三世孙黄希韶曾孙”，也是黄仲昭的五世孙。起有少时即聪明博学，能诗善文，尤精草书。“善草书，苍秀轩翔，绝得古人笔法，世人争珍之。”

明崇祯元年（1628），年届40岁入京赴试，得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崇祯十七年（1644），56岁的起有以“詹事府左庶子”之职奉使江西。当年四月二十五日，京都失陷，崇祯君吊死煤山寿皇亭，大明灭亡。

起有闻讯，即携母回归莆阳尽孝。尽心奉事，寸步不离。母亲去世之时，起有年近七十，痛哭流涕，犹如孩童。守孝三年之后，即热心于家乡慈善公益之事，但有慕名求书撰文者，无不尽心允应，先后书撰《天后显圣录序》、为截界迁建于城内洞桥的“平海卫学”序碑勒石、《重修木兰陂记》、《重建梅峰钟楼序》及仙游《重建敕大中三会寺碑记》等。

书法家的篆章，往往带有各具特色的个性特征，“绝得古人笔法，世人争珍之”的起有手书庙额，之所以能如此完好地于囊山村保存了几百年，其最大的原因是山兜民众的尽力爱护所致，虽然高悬于大门额的“青云庙”挂匾，只能模糊地看到章痕印迹，但董事会的老人们，都会神秘地告诉你：“只听先辈们讲，那是一位大贵人的手迹，具体是什么人？几百年来，谁也不知道！”庙额“青云庙”成了囊山村一方“神秘莫测”的挂匾。

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实行“截界”政策，位于“界外”沿海的忠门、秀屿等地的部分民众，纷纷背井离乡，携家带口迁居于囊山山兜。经过几年的安定，清康熙四年（1665），山兜的先民，决意于荒废的延寿堂遗址，筹建老家鳌城山奉祀玉皇大帝的青云庙，使子孙后代能“回首梓里，思其所自。”同时，共推乡贤至城内东里，拜访一年之前为截界迁建于城内洞桥的“平海卫学”撰记勒石的黄侍郎，赐书“青云庙”庙额。亡国之恨、对沿海百姓惨遭迁界之祸的无限同情及先祖（黄妙应）遗址重光的欣慰，使当年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黄侍郎，欣然挥毫，并于手书“青云庙”的同时，钤上珍贵的三方“世人争珍之”的篆刻印章。清康熙九年（1670），黄起有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三、神化的蟒蛇精与“九使爷”

历时一百多年的演变，从清康熙四年（1665），奉祀玉皇大帝，并由黄起有侍郎书额的青云庙，成了奉祀黄檗山巨蟒后嗣三兄弟（主神“九使爷”）的九使庙。

清代的中后期，是流传于闽中、闽南地区，最具民间宗教影响的永泰张公圣君信仰。而在张公圣君的传说体系中，与福清黄檗山巨蟒——焦莽神王斗法、封神的传奇故事。更是被发展演化为戏曲题材，而出现于广泛的民间舞台，从而促进了”九使爷”的信仰，更加家喻户晓，最终演化为民间信仰的偶像。

现存福建省艺术研究所，以清嘉庆廿年（1815）与道光三年（1823）二残本合订的福清四本戏《九使传》唱本，保存了流传于当时的神话梗概。

唐僖宗时，位于福清渔溪黄檗山，有巨蟒作崇，邑人刘孙礼之妹刘三娘被蛇妖焦蟒神王掳掠入洞为妻，刘孙礼万分悲痛，却又无能为力，决意至江西龙虎山张天师处学道除妖。多年之后，刘孙礼毅然返乡报仇雪恨，于巨蟒洞内连杀蛇儿八人，后经其妹苦苦哀求，留下九、十、十一的三儿性命。最终在刘孙礼的督促之下，焦蟒神王决意改邪归正，偕同三子同往闾山学道。时值黄巢叛乱，梁王朱温意欲谋害李克用，李受困于尚源馆驿，焦蟒神王奉师父严命，携同三子下山，奋力拼杀，救出李克用后，合兵共征黄巢叛兵，终获全胜。事经张公圣君再三探明之后，与张天师合力保奏天庭，天恩浩荡，封赏焦蟒一家，举宅升仙为神，永享民间香火。

历经百年演变，道家“改邪归正，得道成仙”的劝念与佛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劝善，逐渐形成民间信仰的文化核心。昔日的蛇妖，成了今日“得道成佛”的典范，万众膜拜的神明，甚至于最后升华为“纠察判善恶，阴阳执报应”的纠察大臣。

或许，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九，人们在欢庆“重阳老人节”与“九使爷”生日之时，尚能记得首次东渡的超元禅师与为“青云庙”留下珍贵墨宝的黄侍郎。（囊山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