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侍读经筵 启沃圣心

八月，宪宗御经筵，敕潜兼经筵官。先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元、明、清三代沿袭此制，而明代尤为重视。除皇帝外，太子出阁后，亦有讲筵之设。明焦竑《焦氏笔赞·经筵面奏》：“我朝经筵日讲，非徒辩析经史，为观美也；谓当旁及时务，以匡不逮。”柯潜果然不负君命，精心选题进讲，劝说君主“安无忘危，存无忘亡。”天下之事，患常生于忽微，而志亦戒于渐习。

柯潜进讲《尚书》云：“益曰：吁戒哉，敬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这是《尚书·大禹谟篇》。伯益推广大禹克艰惠迪之谟以告帝舜的言语。吁是嗟叹声，虞是度也。罔是勿也，法度是法则制度也。逸是安也，淫是过也，谋是图为也，百志犹百虑也，熙是光明也，咈是不顺的意思。九州之外，其君长世一来见曰：“王伯益将进言于帝舜，先发嗟叹而后戒者，欲帝舜听之精审不可忽也。如何是儆戒无虞言，人君当天下安静无事之时，必常加警戒，如未治未安之日可也。”

这无事之时，作为皇帝，当儆戒者有八件：

第一件是罔失法度，盖法度所以维持天下，若不儆戒便废坠了，必修举之不使废坠可也。

第二件是罔游于逸，盖安逸是人情之所好的，若不儆戒便放纵了，必禁止之不使放纵可也。

第三件是罔淫于乐，盖欢乐是人心之所欲的，若不儆戒便过当了，必收敛之不使过当可也。

第四件是任贤勿贰，盖贤人君子立心端正，能辅国安民，当委任他，不可因小人之言离间了。

第五件是去邪勿疑，盖憸邪小人，立心不正，唯求利己，当退去他，不可因惑乱之言而迟疑了。

第六件是疑谋勿成，凡谋为的事于理有不安，于心有所疑便停止了，不要成就，如此则凡百志虑自然光明。

第七件是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也，且如犯人有罪当诛，此正道也，却饶了，要使百姓称好便违背了正道，即戒之不可为也。

第八件是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且如畊者十分取一，此民之常供也。却暴征横敛，以徇一己之私，便不顺民心之公，亦戒之不可为也。伯益欲使帝舜于是八者朝夕戒惧，内无怠于心，外无荒于事，则治道益隆。虽四夷之远，亦莫不倾心向化，以尽尊主之义，而中土之民服从为可知矣！

臣（潜）谨按伯益之言，罔失法度，以下是修之于身，任贤勿贰；以下是修之于朝，罔违道；以下是施之于天下，是致治之功也；四夷来王，是致治之效也。伯益推广禹谟之旨，其详如此，爱君愿治之心可谓至矣。夫以唐虞之盛，而君臣之间犹不忘儆戒，况后世之为君者乎！伏惟皇上诵伯益之言，虞舜之治，则天下幸甚！（见《竹岩集》卷五·讲章。）

明太祖朱元璋一再强调“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针对治国大政，要如何辅佐君王，为师者当体先贤，竭忠教训，以导愚蒙，启沃圣心。柯潜又《进讲孟子》云：“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子指戴不胜说，薛居州亦宋臣善士，谓端正之士。王所是宋王所居的处所，长幼卑尊，长是年岁高者，幼是年岁少者，卑是官职小者，尊是官职高者。孟子又与戴不胜说道，你尝称道薛居州是一个端正的人，使他居于宋王之所，辅导宋王固好了，若使在于宋王之所者，年长的，年幼的，官卑的，官高的，凡左右前后之人皆如薛居州这等端正，则宋王每日所闻者无非善言，所见者无非善道，虽要为不善之事，将谁与之为乎？若在王所者，年长的，年幼的，官卑的，官高的，凡左右前后之人无一个如薛居州这等端正，则宋王每日所闻者皆非善言，所见者皆非善道，虽要为善事，将谁与之为乎？如今宋王左右前后都是邪枉小人，惟薛居州是一个端正的人，如何能辅导宋王使之为善哉！言小人众而君子独，无以成正君之功也。窃观孟子之意，以为为大臣者，欲正其君，岂可取办于一人而已哉！必当兼收并蓄，旁求广取，使忠贤之人毕集于朝，在君之左右前后，无非端正人正士，然后可以变化其气质，成就其德性，而致治为不难矣！”

作圣之基，以养而成，君主或皇太子的教养至关国家前途命运，应当及早出阁讲学，接受“修己”“治人”的道德教育和训练。“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自古帝王虽具神圣之资，尤必以务学为急，况大明祖宗列圣，加意典学，经筵日讲，具有成宪，用能恢宏治理，坐致升平，柯潜既承君命，职叨辅弼，伏思培育君德，开导圣学，为己之第一要务。况经筵日讲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建立的皇帝教育制度。经筵则是隆重的讲学形式，在春秋季节每月逢二的日子举行，盛暑与严冬中止，举行经筵时，勋臣、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翰林学士等都要参加就列，有翰林院春坊等官及国子监祭酒进讲经史。日讲就是每日给皇帝正式上课的教育形式，在文华殿举行，由内阁大学士和讲官侍班，教学相当严格，有讲读、背诵、练习、复习、问答、检查等具体要求和规定。皇帝与讲官之间不行君臣之礼，而执师生之仪。

早在代宗景泰三年（1452）壬申，柯潜即为东宫太子朱见深之师。教读太子，多为内阁宰辅担任，并称东宫三师。东宫置太子侍讲，太子侍读各一人，秩正七品，掌撰著记载，供读经史等事。至明代，其地位更加提高。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多兼任詹事府“詹事”，潜深知宪宗有严重的口吃，每次上朝，因怕出丑，缺乏与大臣对面交流，以是更不愿上朝理政，国事多通过身边宠幸大臣传达旨意。潜尝多次进讲，委婉规劝。可是宪宗忠言逆耳，遂使贵妃娘娘和宦官汪直、梁芳有了干预朝政之机会。宪宗迷信方术，加以西厂、皇庄、侍奉官这三大桩弊政，大大败坏了朝廷的吏治，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趁机借宪宗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加之战争、灾荒，致使成化时期朝政极其秽乱。柯潜如今既为帝师，一片丹心图报国，忘寝废食为君主讲解经籍，启沃圣心，用心良苦，罄竭忠言，冀宪宗皇帝近贤远佞，周览舆图，审察众职，得知人才和国家之要务，更好考察和铨选人才，整顿吏治，胸怀正确处理国家大事的韬略，更好行令施权，调兵遣将，进退百官，改革弊政。俗云：“欲知己过，要纳谠言。”可是宪宗“自差偏自是，令人敢怒不敢言。”

天顺八年（1464）冬，柯潜上《辞日侍经筵疏》：“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臣潜谨题，为经筵事臣，向蒙圣恩，选为经筵官，更番会讲。今又命臣日侍经筵讲读。臣自惟赋性凡庸，学未知要，荐蒙恩旨，实负忧惭。既知惭矣，而不辞则为怙宠人也。视夫不知惭者，其过尤为深重。是以冒昧上陈，乞寝新命，令臣仍旧会讲，得以窃仰清光，退而勉修常职，以图报称，此臣之至愿也。臣无任恳祈，悚慄之至。”柯潜为人疾恶如仇，公私分明，处事果敢，可谓扶危启运，锐意辅导之功臣，宪宗准其请辞，特赐银币织金袭衣文绮。(黄祖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