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天堂生活快二年了，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声音。
他的一位老同事说，有次出差到仙游，晚上在仙游师范散步时，突然听到远方有个声音很象我的父亲，便循声而去，果然发现是他。几十年没相见，是父亲那响亮的声音让他俩有幸在异地相逢。父亲平时说话很大声，一旦亮起嗓门，邻村人都能听得到，即使说悄悄话，也会传到左邻右舍耳朵里。
父亲喜欢唱“阿佤人民唱新歌”等红歌，有男高音歌唱家那种浑厚奔放的嗓音，但他真实身份却是一名历史老师。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直根扎沿海界外底。他的身上，早已渗透了大海的味道。
父亲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在本地更是不胜其数。我参加工作后，特别是当记者外出采访时，经常会遇上他的学生、同事、好友。一旦提起我是他的儿子，那些人就会显出特别的亲近感，热情地说：“哦，你就是刘老师的儿子呀。”
父亲在沿海界外底人缘特好，常让我感叹。在我的眼中，父亲不善交际。在家时，他话不多，很少与乡亲来往，要么看报纸，要么围着奶奶转。退休后，为了照顾年迈的奶奶，与老人同吃同睡，形影相随。乡亲说，我奶奶身体多病，能活到九十岁，与我父亲细心照料分不开。
父亲与奶奶感情笃深。父亲童年时，便失去父爱。那时，为了撑起家庭，奶奶去当佣人，把他托到孤儿院。后来，奶奶见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咳嗽不止，担心患上肺痨病，才流着泪带到身边。母子相依为命，寄人篱下，生活清苦。
父亲自幼懂事，从不调皮捣蛋，给奶奶添乱。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在哲理中学读书时，班主任得悉他的家庭遭遇，对他关爱有加，让他一生感激。父亲参加工作后，若有进城，总是过去看望他的恩师，以至于我们小时候都知道他有个年纪很大的老师，名叫原孝梁。
在村里，父亲是为数不多的领国家工资的“工作仔”，却不是有钱人家。他花钱有讲究，自己一生“三无”——无抽烟、无喝酒、无喝茶，口袋中常装糖果，没有香烟，遇上熟人，总是喜欢拿出糖果请人家吃。忘不了，我哥考上师范，我与妹考上一中，那是父亲一生中最荣光的时候，也是负担最重的时期。当时，父亲一领到工资，就按人头给我们寄钱，而他自己分文不留。除了养家糊口外，父亲会瞒着家人偷偷地资助他的贫困学生。他的一个学生数年前告诉我一个秘密，父亲曾资助他上学，最多时一次性给了十元，吓得我目瞪口呆。在当时低工资时期，父亲每月寄给我上大学也才十元。我婚后，在家务农的母亲随我进城居住，父亲经常过来看望，还坚持自己给我母亲一份生活费。我对父亲说，不要给钱，我会给的。我母亲笑着说，她要拿，不一样，这是父亲的习惯，不拿父亲会生气的。父亲退休后，自己有退休金，不缺钱，然而，每次我回家给父亲钱时，父亲从不拒收。印象中，父亲有那么一层意思，就是通过金钱，体现人的思想品质。
家庭中，我与父亲相处的时光少得可怜，也很少谈心，常问心有愧。虽然父亲很少看到我，但他总是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并喜欢信传心声。我读高中时，父亲曾悄悄地写一封信给我班主任，把我蒙在鼓中。我婚后不久，在家中翻箱倒柜时无意看到了一封信，那是父亲写给我妻子的，也不告诉我。数年前，我妻子因病早逝，父亲得悉后老泪纵横，一直闷闷不乐。后来，有一天，当他听说我准备带着再找的对象小郑回老家时，高兴得象个小孩一样。我们一回老家，父亲便唱起“阿佤人民唱新歌”给小郑听。最反常的是，他一直坐在椅子上不起来，让我很纳闷。后来我哥告诉我，父亲那天一早特地去理发刮胡子，因一只手患病会不停地颤抖，怕被小郑看到，就手不离椅，不肯起身。
工作上，我喜欢写文章。早在糖厂工作期间，我的文章就在福建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父亲一旦知道后，总是把我发表的文章剪下来，放到箱子里收藏起来，等我回老家时，又拿出来给我看。我调到报社后，文章见报是家常便饭，父亲收集我的文章依旧乐此不疲。我在城里工作，坐车不到十几分就能回到老家，父亲对我很少回老家从无怨言。他说，拿国家的钱，工作要做好，做人要实在。
父亲晚年身患糖尿病。他性格倔强，与病魔抗争，病重不肯住院，曾二次生命告急，是我妹的眼泪送他入院，才转危为安。我哥十几年如一日，按时给父亲打针喂药。在最后瘫痪床榻期间，我哥与嫂子天天端饭喂药、捶背擦身，细心护理，使备受病魔折磨的父亲一直保持精神乐观。父亲常说：“科学治疗，子女孝顺，心里高兴。”2010年8月的一天，我回去看望他，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孩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我完成了历史使命！”那年11月22日晚，那是脑海中抹不掉的黑色记忆，父亲安祥地与我们永别了，活到七十七岁。
“历史使命”，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遗言。从此，每次我回到老家，耳边就会响起父亲的声音。那是心灵歌唱家的声音，很棒！（刘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