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寿

在尚没有电视机的年月，乡村的大街、胡同、田野就是孩子们的游乐场。每逢村里放电影或是过年演戏的时候，就是孩子们的狂欢节。那样的日子，父母总会给两毛钱，孩子们则会欢天喜地地去买点瓜子、糖瓜、尖尾螺，打打平日积下的馋虫。孩子们的兴趣只是在于吃，在于看热闹，至于那花花绿绿的戏台、涂脂抹粉的戏子、五花八门的剧情，他们是没心情关心的，至于电影他们只对战争片、武打片感兴趣。
村子里平常也没啥热闹看，要是逢着婚丧嫁娶，那看“光景”的人就站满村道两旁，小孩子更是在人缝中不停穿梭。但我是从来不去凑热闹的，也许源于本性里的拘谨内向，也许是骨子里就排斥那份看“光景”的心态。村子里来了要饭的或是流浪人，小孩子们就尾随其后，取笑起哄。我对此更是深恶痛绝，那样的行为是我从小就感到羞耻的。夏天的田野有最葱郁的甘蔗林，玉米、大豆、谷子、花生都可着劲地生长，如果雨水丰沛，那庄稼地里的草甚至长得比庄稼还要实在，所以整个夏季，大人们就会一遍遍地锄地，烈日下的汗滴一颗颗滚落，悄无声息地融入脚下的泥土。
靠近水塘或圳渠的地方，被村人们开辟成小小的菜园，家家种葱韭瓜豆。夏天一到，豆角、丝瓜、南瓜、冬瓜比赛般地疯长，一个菜园就是一个碧生生的宝藏。硕大金黄的南瓜花在夏日清晨的薄雾中睁开惺忪的睡眼，长长的豆角从架上垂挂下来，如绿翡翠般，辣椒、茄子也是绿的绿紫的紫。而冬瓜、南瓜则是家家必种的，这两种菜耐储存，吃的时间长，是我们的当家菜。村人们趁着早晨和傍晚的空闲工夫在园里浇水锄草，一分付出换来一分收获，自产自用足矣，又省下一份额外买菜的钱。那乡村日子，靠土地吃饭，过的就是这种精打细算。
夏日夜晚，一家人在院子里围桌吃饭，闲散地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东家长西家短，该收了该种了。人情往来，四时活计就安排妥当。吃完饭拿着草帘子找个胡同口或院子，那里早聚拢着吃完饭的村人们，把草帘子往地上一铺，舒服地躺下，目及处就是星光璀璨的夜空。耳中有大人们的闲聊，村外的蛙声清晰地传来，夜风中夹杂了青草庄稼的香气。
一九八零年以后，村子里有钱人家买上了电视机，于是我们晚上的一部分时间就被电视霸占了。隔壁生产队，有个叫火明的拖拉机师傅（据说他亲戚有人走南洋）买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太阳刚偏西，我们这些小屁孩就从家里扛起板凳或竹椅，那种高的四条腿的长木凳（仙游话叫“椅古”）我们是不敢搬去的，会挡住后面观众视线的。这种“椅古”只有在看戏、喝酒时才会派上用场。记得那时正放《霍元甲》、《陈真》、《上海滩》、《射雕英雄传》。冬天在屋里放，因为人多拥挤，他家的门都被挤得裂了缝。夏天就在院子里，总是满满一院人，电视剧开播之前，总有放不完的广告，且多是光读字幕的销售广告，但都有那个耐心，盯着屏幕连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那些武功高强的大侠就成了孩子们的偶像，恨不能个个都会飞檐走壁，而冯程程、许文强则成了青年男女的梦中情人，每每说起，个个津津乐道。那时停电是家常便饭，每逢停电，人们就抱怨叹息，心急火燎地等，即使等到半夜只看到个末尾也心甘情愿。
那个时候，每家三、四个孩子很正常。后头顶生产队队长阿尾英生了七个孩子（三男四女），最小的男孩比我大一岁，他的一个姐姐比我大三岁，同一条胡同里的另外两家的孩子也都和我年龄相仿，所以那时的玩伴特别多。在那无忧无虑的岁月里，这些青梅竹马的伙伴成了记忆里永远抹不去的一抹亮色。过年时父母们结伴去县城采买过年的新衣，傍晚时分我们就结伴去迎接，沿着乡间小路能一直走出很远，再冷的天也阻挡不了我们的热情，妈妈们说好给我们买的新衣在深深地诱惑着我们呢。终于迎来晚归的父母了，那特意留给我们的馒头也令我们喜笑颜开，新衣更是爱不释手，仔细地叠好放到箱子里，不时拿出来穿穿，照照镜子臭美一番。
这些伙伴们每天除了睡觉，天天玩在一块，玩石子、踢毽子、捉迷藏、跳绳、捉鱼摸虾、剜草割草。每天放了学，凑在一块完成作业后，就每人拿上篓子、镰刀奔村北村东的河岸、菜地而去。各种野菜野草悉数被我们纳入篓中，我总是剜得最多最快的一个。剜满篓子，就端详着怎么玩，摘把土豆结的小绿球，拔人家几棵葱，薅把韭菜，不亦乐乎。
有时候冬天去树林捡树枝、刨树桩，有专门看林的人，禁止村人捡刨，我和比我大的堂兄堂姐一起去，回来的路上碰到看林人，老远我就吓哭了，但那人只是说我们两句而已，并没真的拿走我们的家什，我却总被哥姐们取笑一顿，说以后再不带我了，哼，我还不愿跟他们受这罪呢。
所谓乡愁就是如此吧，无论我们身在哪里，都永远忘不了哺育我们成长的地方；我们就像一只风筝，无论飞得多高，飘得多远，可是那长长的线却永远系在故乡母亲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