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秉勋

次年春天，我从基层调到师部，同几位同志创办速成文化学习班。我们从连队抽调一批德才兼备且年轻的连排干部和优秀班长，按文化程度，编成几个教学班，并以班为单位搭建各自的“宿舍”和“教室”。
建材主要是松、杂木，必须到离住地和教室较远的山上去砍，但不能把一片山林砍光，要间伐，为的是防空。其次是芦苇和芒草，做屋顶隔土层和草席用。
在施工中，有的同志的手被芦苇划破了，有的同志的衣裤被融化的雪水打湿了，也有的同志因径小路滑，从半山腰摔下去被密林厚雪挡住的hellip;hellip;虽然艰辛，但是看着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财富”——“宿舍”、“教室”，大家的心里都很高兴！
经过短时间的艰苦劳动，我们终于完成了“基建”任务。住进“宿舍”，睡上地铺舒适安全可靠，不怕掉下。
“教室”有二米多高，上面有伪装，可防空，西北依山，东南面放有门窗，寒天用雨衣或麻袋把门紧遮防冷，炎夏可以通风纳凉，上课时用石头垫木做凳，曲膝为桌——延安作风，十分惬意。
我们在“基建”过程中，始终得到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持。他们主动借刀斧，帮伐木，送芦苇、芒草，赠吃喝的。我们再三婉谢，可说什么他们也不肯收回。这生死与共的友谊，永世难忘。
夜晚，为了防空，我们在烛光下认真备课，批改作业时，都要将“办公室”的门窗用雨衣、麻袋等遮密，做到丝光不透。不管是天气闷热的夏夜，还是冰天雪地的寒冬，我们都认真工作，一丝不苟。有的教员持手电筒，下到学员住地，进行辅导，往返几里路程也毫无怨言。
白天，不管是雪花纷飞，还是风雨交加，我们都会准时沿着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到那个山坞的“教室”里上课。
有一位叫刘芝绚的女教员，在战斗中右脚负了重伤，后来虽然治愈了，但是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拐的，大家便叫她“铁拐刘”。有一次连续几天下雪，地上的雪足足有三尺厚，山沟小径已无法看清了。她一颠一跛地摸去上课，半路上掉进约有一米多深的雪坑里，任其挣扎，也无法拔起脚来。施教员和我正好经过，我们费了好大的气力，才把肥胖的“铁拐刘”拉上来。学员们听了这一新闻，投以感激的眼光，异口同声说：“我们一定会好好努力，刻苦钻研，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教员们hellip;hellip;”
杨俊仙教员是沈阳人，他爱人在祖国病重，领导要他回家探望，他坚定地说：“正是党需要我们为广大指挥员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时刻，我绝不当逃兵。”后来上级给我部驻丹东留守处去电，留守处即派专人往沈阳探望，并送部队医院治愈。
我们的学员，都是经过无数次战斗考验，具有坚强意志的年轻军人。他们在学习中如饥似渴，废寝忘食。
有一位姓郑的班长，入学不久，患了盲肠炎，手术后仍在病床上坚持自学。护士劝他养病，他说，集中思想学习文化，就忘了病痛。刚抽完线，他就要归队，部队首长关心地批评他：“小郑，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完全康复才能出院。上午咱们医院领导打电话提了意见hellip;hellip;”小郑感激而坚定地回答： “首长同志，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小手术，算得了什么！”他指着自己的伤口说：“这不是好好的吗？我不能在打文化仗中掉队。”说得大家都由衷地赞叹：“好样的。”
还有一位指挥排长姓苏，二十出头，勇敢机智灵活，经过几次战斗，由战士、班长升为排长。战争的恶劣环境磨弱了他的身体，但也磨出他的坚强意志。上级让他在后方疗养，他坚决要求参加打文化仗。课堂上，他聚精会神地听讲，认真做笔记、做作业、复习功课hellip;hellip;在结业考试前，他得了疟疾而且体弱，领导要他住院治疗，他要求边吃药边学文化。有一天夜晚，他发高烧，却依然持手电筒，挟着书本，走了几百米的深山林径，到达文教“办公室”。为了不惊动教员们，他在门口站了好久，不敢喊声“报告”。当一位教员出去小便时，才发现并问他：“为什么满脸通红？”他支吾着说：“走路热了。”这位教员关切地伸手摸了他的额头，方知他发高烧。课任教员简要地讲解了他所问的难题，便让两位教员护送他回住地。
我们的教员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工作，我们的学员就是这样带病学习，我们的师生关系融洽得情同手足。像这样的真人真事，说也说不完。
一批又一批的学员结业，返回前线继续参加战斗，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苏排长过去用火炮诸元计算，速度慢，误差大，如今不但计算速度快，而且准确性高，指挥炮击命中率达到了上级的要求。他得到了首长的通令嘉奖，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功章，后来，还被选送去军校深造。苏排长的身上，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真理。他们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在抗美援朝的战争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不愧为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