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福海

当我第一次见到那学校，是隔了一片田野。其间距离是五百米还是一公里，真不知道，那时太小，未有清晰的数字概念。只记得，一览无余的田野上全是青碧的禾苗，随风摆动，绿浪翻腾。若干年后的今天，我回望的目光穿透岁月落在上面，都带有一种植物的湿润和生长的光芒。
我们的童年是如此迷恋学校，哪怕它只是一所古旧祠堂改造的。一到入学年龄，父母便领着我们去学校，学费交不起，没关系，暂时拖着，老师脸色顶多难看，不至于拒绝一个孩子的求知。拒绝是多么可怕的字眼啊，那简直要终结一个人的梦想。老师不这样做，符合我们带着温度的期望。
我像其它小朋友一样，对一切新鲜事物感兴趣。在我眼里，老师是最伟大的表演家，她站在讲台，站在我们仰望的前方，说，唱，笑，有时也大声批评，甚至哭泣，或者带着我们到室外开展体育活动，画画，有时还领着我们排好队回家。我有一度青睐她的教鞭，并乐此不疲地重复一个游戏：去上学的路上，猜度她当天要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哪位同学要“吃”她的鞭子？
时光就在我激情的猜想和见证中逝去，稻禾也绿一茬黄一茬地轮番上演,诞生，拔节，成熟，收割，程序化地重复。我是不是也像某株稻子，渐趋饱满，要脱离某块田野了。当1990年驾着春天的马车訇訇而来，我仰望老师的崇高多少有些退减，最主要的原因是，即将告别小学时光了。我更向往寄宿的初中生活，于我，那是远方的未知的充满神秘的刺激，是比春天更盛大的季节，它总在夜里引我入胜，我想像着：当我耐不住性子，要和同桌说话，无法乖乖写作业，或去别人家菜地偷摘黄瓜偷折甘蔗解馋时，老师不至于对我画圈罚站，拿自由来制衡我的表现。当然，包括远离父母的观望和唠叨。
我骑着锈迹斑斑的自行车，穿行在农历八月的风中。我踩得飞快，店面、贴满广告的电线杆、路人各种表情的脸孔，以及插满秧苗的葱绿的田野，匆匆往后闪，我知道那个叫永定第一中学的地方有一张书桌等着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踩得更用力。我喜欢世界在速度中，变得动感、变幻，正如我抑制不住的跳跃的喜悦。就这样，那辆自行车，一遍遍奔波在家与学校之间，那距离不算远也不算近，但父母一眼是望不到头的，即便他们倚在门柱久久张望。周一去周五回，只有我知道这来来回回的路程，承载了多少憧憬。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打破生命的沉寂？自行车算是其一吧。当自行车陪我风里来雨里去，我不可能不感知它非凡的力量。或许，它的座垫硌过我的屁股，但从地底漫延上来的力量，曾那么沉实地包裹着我，牵引着我向前的方向。它是我独立的标注，成长的行走，是我平凡生命按规则对大好世界的融入。它已作为某个符号，完成我青春的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