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宇

林文豪先生去世了，莆田一个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一个热心公益事业的社会贤达、一个妈祖文化的热心传播者陨落了。
我认识先生较早。文革前在莆田一中念书时，就知道莆田五中的校长是林文豪。那时候，莆田教育事业十分了得，除了莆田一中这面在省内乃至国内都很有名气的高考红旗外，其他几所学校也很有实力，很有特色，其中就有先生担任校长的莆田五中。而由于姐姐林兰英的缘故，他更是受到莆田广大民众的注目。
真正认识先生，那是在莆田一中“被砸烂”，自己“被毕业”回渠桥乡下后当了中学民办教师的时候。渠桥公社（新度镇前身）文革前中学教育非常落后，只有一所破破烂烂的“东风农中”，文革后各个公社都办起了“五七中学”，于是就在这所农中的基础上办起了“渠桥五七中学”（也称渠桥一中）。那时候自己先是在蒲坂附中后来又到筹建中的渠桥二中当语文民办教师。有一天，校内人们议论，说是渠桥一中的领导唐玉章从城里请回一个教育界老前辈林文豪协助自己抓学校教学管理。开初人们并不太以为然，因为在那“工农兵上大学”盛行、“读书无用论”泛滥的时候，各个学校教学都处于一种“混”的状态，学生不读书、教师教书难成为常态，而且还动不动就可能被批“回潮”，谁还敢动真格的抓教育？可是，不久后，我们就听说渠桥一中教学有了明显的变化，又过了一段时间连我们都感受到了整个渠桥公社中学的教育教学起了变化。因为，渠桥公社以最大的中学 “渠桥一中”为中心，组织起了各学科的校际教学研究协作活动。渠桥一中利用当时许多老校教师被遣散的机会，汇聚了原莆田一中、莆田二中等其他学校的一些老师，有着教师资源优势，而其他附中大多是利用原来小学的师资（其中有一些是原来大专毕业的小学教师）担任中学教学，普遍缺乏中学教学经验，也缺乏教学参考资料。这种校际教学研究的协作机制，可以说是帮了我们这些从来没有中学教学经验的新的民办教师的忙。
特别幸运的是自己教的是语文课，恰好也是林文豪先生多年担任过的一门课（记得先生是厦大念政治经济学的），他经常亲自参加我们校际语文教研活动，除了做一般性指导外，还为我们做示范教学。他深入浅出的讲解，明快生动的语言，风趣幽默的风格，渊博独到的学识，总是让我们这些初学者折服。他要求我们教学语文，要从最基本的字词句抓起，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对莆田人特别容易用错、读错的字所做的订正让我们一辈子忘不了。比如，在讲到“得”字时，先生告诉我们，“得”字是一个多音字，除了做副词读“de”以外，还念“deacute;”和“děi”，他还用形象的语言讲述了“得”字不同读音的不同用法。还有“鼠”(shǔ)字，莆田人常念成“chǔ”,“械”（xiegrave;）字莆田人常念成“jiegrave;”等等。经过他的一番订正，我对字典和词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渠桥二中期间，我曾翻烂手上的《新华字典》，并记住了几乎绝大多数字的读音和用法。更重要的是他激发了我对语文教学的浓厚兴趣。
更为幸运的是，先生后来为了孩子的就业办了退休手续，离开渠桥一中到我们渠桥二中代课。我得以与他朝夕相处，得到他的耳提面命。当时我虽以民办教师之身担任高中的语文教学并担任语文教研组长，但在先生面前，我总感到忐忑不安，甚至有些惶恐。可先生却总是鼓励我，认为我有条件成为一个好的语文教师。虽然他对我教学中的一些纰漏会很认真地给我指出来，然而对我的每一点进步他都会由衷高兴并给予肯定。记得有一次在文言文《叶公好龙》教学中，我发现教参中把“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纹以写龙”注译为“用钩来刻龙，用凿子来刻龙，在房子的雕纹上雕刻龙”，我直觉这个翻译是错的，认为这是三个排比句，“钩”“凿”不会是刻龙的工具，而应该是被雕刻上龙的器物，但我不知道这“钩”“凿”究竟是什么东西？我请教了先生。先生非常高兴，他说我有悟性，不迷信教参，能发现教参中的错误。他还告诉我，这“钩”“凿”应当是古时车上的部件。后来我向省内一家语文教学杂志的专家请教时，也得到了相同的解答。
先生在渠桥期间夯下的基础在恢复高考制度后终于结出了硕果，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农村中学在恢复高考制度后名动一时，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我考出去念书了。先生还曾代表学校给我写了一封信，希望学成后能回渠桥二中服务。可当我毕业后，却被留在福清师专任教，先生也已恢复工作，离开渠桥二中担任了莆田一中校长。1981年我因为老婆孩子在农村，请调回莆田。当时先生还曾亲自找当时教育局的领导，并且写了一封信让我去找他们，希望能安排我到市教师进修学院工作，福清师专的领导也出面联系，希望安排我到市教师进修学院。可是，当我到市教育局报到时，我受不了那位姓胡的女干部怪异的眼光和语气，就请她直接给我开了一张到莆田县教育局报到的介绍信，于是我成了莆田四中的一名教师。有一段时间，先生还替我感到惋惜。
我在莆田四中10年，先生还是非常关心我。记得当时我的论文《中学生逆反心理初探》在省里获得一等奖在龙岩颁奖时，先生就坐在主席台上，他那欣慰的眼神，以及我发言后他热忱的握手和鼓励，让我非常感动。回来后，我几次听朋友说，先生曾在好几个场合表扬我。更是让我感激。
1990年，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联合组织一个社会主义教育巡回报告团，据说是先生推荐我参加。就在这一次巡回演讲过程中，我有幸被一起参加巡回演讲的兴化职业大学党委书记看上了，并于1991年调到兴化职业大学办公室工作。
在兴化职业大学升格为莆田高专和后来升格为莆田学院的过程中，在引进社会资金特别是华侨捐资方面，先生一直都是最积极的推手。我当时在学校办公室工作，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我经常陪他以及我们学校的林文杨书记接待华侨和社会热心教育的朋友。特别是他从市政协主席位上退了以后经常说，他现在就想做两件事，一件是为莆田这所唯一的大学帮点忙，另一件就是把妈祖这篇文章做好。其实先生何止在这两件事上的鞠躬尽瘁，先生主动引资并亲自主持的“许阿琼教育基金会”和“方伟廉奖学基金会”，让多少莘莘学子受到激励，对我市重教兴学和培植人才作了重大贡献。
先生知道我的秉性，三、四十年间，我只到过先生家里寥寥可数的几次，连他最后在病榻之时，我居然都没能去问候，然而先生从来不以为忤。那天在先生追悼会上，有一位朋友说，那次他们去看望先生，其中有一位朋友长得跟我有点像，先生以为是我去了。我听了以后，眼泪不禁流了出来。
先生一直希望我能为莆田教育事业多做点事，甚至还曾经在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某些领导建议让我到教育行政部门工作；先生也曾希望我能为妈祖文化的宣传多做点事；然而，由于我的顽劣慵懒，直到退休，仍一直了无建树，辜负了先生的厚望，这已经成为自己人生的一大憾事。今后，只要有可能，我一定要按照先生的希望，扎扎实实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
文豪先生走了，我想，先生之德，润泽后人，将为莆人纪念；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将为我辈景仰。文豪先生，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