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蔚华

阳光和石磨，组成我童年欢快的情节。
屋前树上的小鸟，大门后边的广播喇叭，后院鸡圈里的公鸡，它们是我童年的点钟，还有屋檐下那盘石磨。
我渴望有一只钟表，不管它有多破旧，只要能与时光一起走准。好让母亲的锄头在村口出现时，我已做好了她交代的家务。
哪里能有一只钟呢？听说山外的城里有一座钟楼，那里一定有许多钟，大大小小的钟。可是我的山村里却看不到一只钟。
走出山村是为了寻求一只钟，和一段人生不平庸的故事。
然而，当高跟鞋清脆而有节奏的脚步声在小城大街小巷里敲响时，如同我小时幻想有一只能发出嘀哒嘀哒声响的点钟一样，敏感而脆弱地敲在我的脑际，使我清晰地看见了山那边的烟囱上腾起的缕缕炊烟，还有家门前龙眼树上轻唱的小鸟，屋后高耸荒凉的山壑，屋檐下那盘残损的石磨。它们都是我童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道风景。
我渴望有一只点钟，它嘀嘀哒哒地叫着，我就能从容自如地应付着没完没了的家务事，更能准确地提醒我做饭。可是这只点钟不知在多少年后才出现。当点钟出现的时候，我早已能凭借阳光影子的走势来确定时间了。
没有一只点钟，我就不能按时地完成母亲给我预定的家务活。所以，当母亲教我如何观看阳光投射在家前屋后的某个地方时可能就是几点就应该做什么时，我是那样地高兴。如果在早晨，那就听公鸡的鸣叫，叫几声是第几遍大约是几点，或门前的龙眼树上的小鸟，几只鸟叫，叫几声又是几点，还有大门后的那个广播机，一播放就是几点，但广播机有时会出故障，仅当参考。几乎所有能当作时间来参照的物体，我都一一地关注着。
当太阳光照在屋檐下那盘残损的石磨时，母亲说，那抹光影大约是上午十点多，可以开始做午饭。照在山头的那抹落日余晖又是下午几点，可以做晚饭。太阳对我真是太重要了，每个季节都有它不同的光影和走势，我都能记住它的样子而做我该做的事。我不知那个时候我有多大，好像比灶膛高出半个头而已。我看不到锅底，手臂掀不到锅盖，母亲就在灶脚下放了一块石凳，我站在石凳上倒水下米。但做饭叫我犯难的，先是不敢划火柴，只好把蔗禾捆得长长的，拿到瘫痪在床的曾祖母让她替我点燃，再迅速跑向厨房栽进灶里；后就是掀锅盖，一家老小灶量却大，一掌心的米要放一大锅的水，待烧开后再放几块地瓜，而锅盖老是在沸腾的锅里游动，叫我站在石凳上也难把锅盖掀起来，手总是被蒸汽烫得紫红疼痛。而我又不知道饭煮熟会呈现怎样的现象，只好拿根筷子将锅里的地瓜刺个透心来判断，手就又被烫了一次。但我很快不用筷子就能根据锅盖情况来掌握火候并判断饭是生是熟的能力了，所以也就能一边烧火做饭，一边念书，而不用时时提着心儿往锅盖看。但也忘不了将白天太阳来不及晒干的妹妹的尿布绑在灶墙上烘干。我自己却忘了洗脸，而且上衣后背还被妹妹尿湿一大片没换上就上学念书去，常常引来老师询问和同学们的关注。因为劳累多病的母亲总是匆匆吃完饭就下田挣工分，由我背着妹妹吃饭。而当我上学的时候，妹妹就得啃着曾祖母瘪干的奶头停止哭泣。为此，长大后的妹妹抱怨母亲把她带到这世上来，而母亲说：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顺其自然。妹妹原来就是母亲人生中顺手牵来的“编外”人。
我能读书从山道里走到小城来，也许还得感谢童年苦我筋骨的生活。它叫我早早地感受到世间生存的艰难和意义。虽然那时稚嫩得不知外面是怎样的世界，也没敢企盼自己能走出山村的世界。那时只祈望有一只点钟，自己快快长大，不要站在石凳上那么吃力地掀锅盖，吃力地从五丈深的老井里一寸一寸地拉着麻绳打起水来，不小心灌注满桶，就得趴在井口边，手脚并用，手拉一把脚踩一把，一番历经艰难的“寸量”，打上来却只剩下半桶水了。
当把这些活儿能轻易而利索地干好时，我已经拥有一只手表了。没有几个同学能戴上手表，我戴着手表想着外面精彩的世界。
山外是仙境。我悄悄低头看着赤着脚丫暗想，总有一天要穿上万里鞋从这个烧瓦片的村口走出去。
多少年多少月后的一天，当阳光灿烂地照着屋檐下那盘石磨时，我已经提着自制的布兜，作别了曾经提醒我做饭的那道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