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猪圈

□凌明信

1978年的3月是难忘的。这天临近中午，大队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等一帮人马，牵着一只两百来斤的牛犊来到家门口。这只牛犊是刚从集市买回来的，集市旁边有一个贩卖牛的市场，卖牛的农民总是选择天边还有启明星的时刻带把手电筒，牵着牛往集市方向赶，无奈路途遥远，乡间小路让人和牛都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等赶到集市时已是早上八、九点钟。经牛贩子一番讨价还价，排队过磅，已是接近中午时分，这不，当支部书记牵着牛来我家时，正在吃午饭的父亲惊喜万分，说了千声万声的感谢后，父亲把牛拴在门前的那棵树上，还搬来一堆剁成细碎的干地瓜枝叶。

那时，我家刚刚移民过来，这只大队花750元不小数目买来的牛，真是我们家的大救星，种田太需要耕牛了。家里忽然间来了一位“新成员”，住哪？东边那间还没有搭杉木铺瓦片的低矮房子，自然就成了牛圈。两天后，牛圈的上方铺了一半的砖瓦，牛挡阳遮雨的场地有了保证，至于还有一半没铺上砖瓦，是因为家里没有足够的杉木，况且牛也要透透气呢！

家里人对这头牛挺有感情，到处割青草或收甘蔗叶喂它，这只一袭淡黄色“外衣”的牛犊，肌肉强健很快，很可爱。可惜，由于生计原因，当这头牛长到能耕田时就被卖掉了。后来，牛圈就成了猪圈。

夏天的上午十点左右，汗流浃背的父亲挑着一对猪崽回家。猪崽外表白色，就是肚皮两侧各有数处呈黑灰色斑，像用浅黑墨水画成的数朵梅花，也像枫叶。我好生奇怪的是：猪崽两个耳朵上为何各有一个鲜红的圆圈。原来，这是一个民俗，养母猪的人家每当要卖出猪崽时，都要端来一小碗水，再往碗里倒一点农村做红团时使用的红粉，稀释后，用小布团把红水沾到猪崽的两个耳朵；两个红色圆圈弄好后，猪崽就算“嫁”出去了。

这两只可爱的猪崽是母亲心头的宝贝，将买化肥、买衣服、买种子等种种生计都寄托在它们身上。我也经常给它们喂食。两只猪崽懒洋洋地躺在猪圈的阴凉处，嘴巴不时张开，像是要在阴冷处打个小盹，可两颗贪婪的大眼球又不停地东张西望，一听到脚步声响，一骨碌地爬了起来。猪身上挑食的缺点很明显，刚开头，我先将麦皮搅拌水，一倒进猪槽，两只猪崽充满“久旱逢甘霖”的亢奋，拼命地吃起来。为了争食，两个长鼻子、圆脑袋总是不停地顶来顶去，发出“嗷——嗷——”的叫声。当我再将煮熟的菜叶倒进猪槽时，两只猪崽却是出奇的“文明”，似乎犯不着争食了，各自漫不经心地吃起菜来，一会儿，它们就回到阴凉处懒洋洋地侧躺着。瞧着猪槽里一大堆的剩菜，我心里头嘀咕：“莫非夏天猪也容易犯病！”好在母亲的话提醒了我：“得先放菜叶给它们吃！”我按照母亲的话做，先往猪槽里放菜，果然，两只猪崽又是一番势均力敌的争食，不时发出“嗷——嗷——”的叫声。等菜吃得差不多了，我再往猪槽里倒水，看到我倒水，两只猪崽“极不情愿”地抬起头来。当我一把一把地往水上撒麦皮时，两只猪崽一下子又疯狂地争食，“嗷——嗷——”的尖叫声绵绵不断hellip;hellip;

腊月底的后半夜，我在睡梦中被尖锐的猪叫声吵醒了。出来一看，原来两张用绳子拼在一块的长椅上，绑着猪，两个陌生人正在操刀杀猪。这是移民后，我家养的第一槽猪。同其他人家一样，养猪似乎是那个年代农民的唯一副业，年底到了，每家每户都要杀一两头菜猪，操办年货的钱就有着落了，而孩子们身上肯定也会添件新衣裳。杀猪，做红团，贴对联，除夕夜燃放数串鞭炮，添一套新衣裳，再加上正月初一早上吃一碗线面，就算过上一个完整的春节，尽管很简朴，人们照样高高兴兴去游春。

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猪圈，有的是在房前用石条搭建成猪圈，有的是在四目厅旁再添一间小房间当猪圈，猪圈分明是长长岁月里，农村一个鲜明的烙印。而如今，猪圈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1990年代后期，村里的新楼房像雨后春笋一样争先冒出，小洋楼不可能腾出一个猪圈，房前屋后要养花栽果树，也没有猪圈的立锥之地。传统的猪圈渐渐走到消逝的边缘。村民们有的去工厂上班，有的去外地谋生，还有谁愿意一年到头呆在家里养几头猪？这抑或便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接轨的开始？而农村下一个可能要消逝的会是什么：是扁担，是锄头，还是镰刀？现在几乎所有农村都通上自来水，水龙头一拧，“哗啦啦”流出的是甘泉，曾给人留下多少记忆的古井荒废了，但古井依然一声不响地生存下来，而猪圈退出年代的舞台，似乎是那么的合情又合理。

当传统的猪圈渐渐销声匿迹时，村里却也悄然冒出数个现代养猪场，清洁干净的沼气是现代养猪场贴出的新时代标签。我想，这可能也是猪圈消逝的另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