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谷忠

中国的老百姓在过年过节时，总喜欢在门前挂出一对红灯，以示喜庆和吉祥。这个风俗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据说都已沿袭了几千年，由此可见华夏民族对红灯是情有独钟的。
我对红灯也一向怀有好感。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只要看见自己家门前挂起了红灯，就知道要过年、过节了；不用说，放开肚皮吃一顿鱼呀肉呀是没问题的。遇到大人们慷慨时，还能多给一些零花钱去戏台前逛逛；夜间回来，走过各家门口，都可以享受到红灯丰盈的光照，即使是在阴霾、冷雨天里，若隐若现的红灯也能给人一种鲜活、温暖的感觉。长大以后，懂了些事，更觉得红灯能渲染一种亲切、和谐的气氛，连站在灯下说话的人，话语中也少了平时的那份窘迫，只有笑颦相对，诚挚友爱。有些胆大的人往往趁这个机会去约会情人，别人发现了也不会说闲话，全都显得宽容、自在又安然。再后来，参加过一些灯节，觉得红灯不但能体现人的喜气、热情，也能表达人对幸福、圆满的一种追求，所以每次回乡过年，别的事我一概不管，但挂红灯我是一定要亲自动手的。也许由于大家日子都好过了，我发现各家的红灯也越挂越高了。站在村里，看晚晴中亮起的一盏盏红灯，觉得像一串串最早熟的果子，夺目得叫人屏息。入夜，淡烟轻绕，光影摇曳，红灯渗出的光线，融融的，柔柔的，绵延漫溢，把楼房、村廓点缀得错落有致；清风吹过，飞红点点，更衬出一片嫣然的风韵，多看几眼，不知能消了心中多少积垢尘俗。
红灯高挂之日，也是人间种种故事衍生之时。古往今来，在红灯下闪烁而过的活剧，已多得令人无法细数；虽说，其中也有不少像泡沫一样荒谬、迅忽、短暂的人与事，一下就旋生旋灭了，但留下的一些，却也让人凝睇扪心，思之再三。聪明的文人，总是捕捉了这些时刻和情状，以游龙舞凤之文笔，演绎出种种荡气回肠的世态和人生；其中诸多剧目和著作，至今仍流传不衰。
话说回来，红灯确是中国人在良辰美景中一种不可或缺的装点。有史以来，它就在充分的文化意义上增强人生的快乐和希翼，并且特具一种诗意、风韵和美感。试看如今高楼大厦，霓虹灯固然万千明媚、迷人眼目，但逢到节日，还是垂挂出的红灯最能令人精神为之一爽。而在乡村，没有红灯几乎就构不成节日。因此，钟爱红灯已成了村民的一种天性，红灯也成了村民活泼生命力张扬的象征。我的老家有一个邻居老太太，快到八十岁的年龄了，双眼像洪水一样浑浊而苍茫。去年，她的儿孙们盖起了一幢新楼，竣工那天自然要在门口挂起两盏红灯。当晚，她家设宴招待帮过忙的亲朋好友。席间，大家举杯向老太太祝贺时，老太太端着酒杯却说了一句：“咦？不对呀！”大家一怔，问老太太什么不对，老太太不回答，只唤来她的孙子问道：“门口的红灯怎么不亮了？”孙子出去一看，跑回来说：“红灯里的灯泡坏了，我爸正换呢。”大家听了啧啧叫奇，问老太太：“你怎么知道外面红灯不亮呢？”老太太笑道：“红灯一亮，我眼虽看不清，但心里却暖暖的；灯一灭，我心里就有点冷飕飕，所以才向你们问话。”你看，老太太对红灯的感应，是如此出神入化，难怪当时在场的人听了，都纷纷发出感慨。
事实上，乡村的人对红灯素来怀有一种崇敬的心情，比如上街买灯，回来时都要用小扁担挑着；挑回来后，也要小心地置放在高处，防止有人从灯上跨过。挂灯时，连竹梯也要事先扫得干干净净，而负责挂灯的人，一双手要洗了又洗，这才准许提灯上梯。挂好了，照例要放一串鞭炮。后来因为要防火，不让放鞭炮，挂好灯就唱喏一声“好呀”才算完事。到了正月里，虽说各种宫灯、纱灯、百花灯一起出笼，但唱主角的仍然是红灯。一般说，看戏、听乐、观舞、清吹、婚宴这些场面，都要有红灯压阵才行；因此，红灯几乎成了乡村人欢乐的象征、最美的景致。特别是正月十五的这天晚上，在我的故乡莆田还有一个传统节目，叫做“圈灯”，即每户出一个人，男女均可，自带一双红灯到晒谷场集中后，再浩浩荡荡从村里出发到田野绕一圈回来，祈求五谷丰登。其时，天上星月闪闪，地上红灯灼灼，辉光相映，璀璨缤纷，看得人眼花缭乱，一时连天上人间都分不清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