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其山

应省社科联之约，为“福建历史名人丛书”捉刀的《郑樵》卷，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按“丛书”定位，这是一册“记录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价值践行轨迹”的历史人物传记，一册正宗的历史读物。
郑樵是莆阳文献名邦最具声名的三大历史名人之一。其巨制《通志》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里程碑地位。历千年而不衰，至今仍是学人必读之典藉。“丛书”专家组谓郑樵为“博通百科的史学大师”，概括了他的功业与特征；并把他置于蔡襄、刘克庄之前，显示郑樵在福建与莆田历史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力。郑樵治史生涯所显示的科学创新精神，及其对事业坚韧不拔与献身精神，早己跨越学界与时空，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教育意义。这正是笔者乐于为其作传，宣扬其奇崛而辉煌的人生及其品德精神的缘由。
笔者近年虽写过一些莆阳名人“传略”，但对名人专传则是一次新的尝试。在拜读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安石传》、林语堂《苏东坡传》、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等诸家经典名人传记后始知其一点门道，就是写历史人物传记必须占有丰富史料，坚持以史为据。或者说，以史料为基础，以真实为生命，乃是传记的本质特征。正如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言》所言：“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点没有看清，便会把传记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而证据不忌烦琐，不事颂扬的作品。”又说，“一切的空论，掩饰不了材料的空虚。”
大师们的传记及其实践经验，成为笔者撰写《郑樵》的指南。于是，凡是与郑樵有关的，千方百计收集到手，或浏览，或摘抄，或下载。欣欣然力求多多益善，不怕鱼龙混杂，唯恐有漏网之“鱼”。
笔者在疏理考辨郑樵史料时发现，现有某些著述、传记，对郑樵若干人生重大事件的记述与说法，同郑樵本人的传世文献及史籍的记载往往不能吻合，有的根本就无史可稽，甚至还有违背历史常识者，以至于不能真实反映郑樵的历史面貌。有的郑樵传实质是传奇之类的文学作品，虽读之有趣，但所塑造的郑樵形象，同历史上的“真身”不尽相同，很难让读者准确了解历史上郑樵的真实风貌。诸如此类，不妨例举于下。
有文章谓郑樵出生于广业里溪西村。这是对其自号“溪西遗民”的误读。考《游洋志·郑厚传》，郑厚先祖徙居下(霞)溪之东堰，故谓其“溪东先生”。郑樵居下溪之西，故自号“溪西遗民”，学者称其“溪西先生”。故郑樵的出生地应是下(霞)溪村而非溪西村。霞溪村早年已改名为“广山村”，今属白沙镇，而溪西村则属庄边镇。
溪东草堂是郑樵少时读书之所。有传记谓郑樵在此与从兄郑厚“砌磋学问，纵论天下大事”，又谓郑樵在此“收徒授业”。其实郑樵此时还只是个接受启蒙教育的学童。虽然聪慧，也不至于如此早熟。郑樵《题溪东草堂》诗云：“天寒堂上燃柴火，日暖溪东解虱衣。兴动便携樽到岭，人生真性莫教违。”生动描述了孩童的天性，这才是真实的郑樵。又有人把“溪东草堂”与南湖郑氏始祖的“南山书堂”混为一谈，以至于把郑樵赞颂先祖南湖三先生，与闲云为伴、潜心儒业的高洁情怀，解读为什么郑樵的“寂寞”心情。还有文章把该诗误为所谓“题南峰书堂”之诗。
靖康之难后，郑樵两兄弟曾三上已罢职的枢密副使宇文虛中家门，献天下安危大计，寻求从政报国之路。有传记则称二郑远赴数千里外的河南汴京、山东青州登门拜见之，似乎二郑脚踩“风火轮”，有一日千里之神功。多则史料表明，宇文尝奉祠福州，家人也一直居榕。二郑兄弟自称三次登门拜访宇文，宇文也二度回访。据此推测，宇文当在福州，而非汴京或青州。
有的专著推测，郑樵数年内尝四五次赴临安，包括去“三馆”借书。殊不知，莆田至临安二千里路程，往返一次得三五个月时间。年已半百的郑樵，家境贫寒，其体力以及经济力是否承受得了如此频繁的远行，也是个大问题。即便在今天，也不是平民百姓可以随心所欲、轻而易举的。因此，论史须把思维置于相应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才不至于以今类古，方枘圆凿。
一些传记说二郑尝致书朝廷给事中江常。其实江常此时已出任福州知州，郑樵称其之前职名“给事”属于敬称而已。该书信显示，郑樵兄弟是特赴福州登门呈上此信的，而不是寄往朝廷。又，郑樵《寄方礼部书》，从其内文看是寄时任礼部侍郎方某的书信。有的传记却说是致书礼部，并把“方”姓解释为因礼部处事正直故谓之“方”，完全是望文生义、臆想附会的误读。这是不了解古人书信常冠以对方职名的格式的缘故。
临安献书是郑樵平生之一大事。郑樵《献皇帝书》说是“恭诣检院投进”。有传记则谓郑樵到“诣检院”献书。考《宋史·职官志》并无“诣检院”官署，而设“登闻检院”接纳官民上访投状。可见所谓“诣检院”，乃是对史料的误读。诣者，到也。“恭诣检院投进”，意思是恭敬地到登闻检院把书献进去。遗憾的是，对“诣检院”误读至今依然以讹传讹。
郑樵一生究竟几次献书？可谓众说纷纭。据史志记载，郑樵严格意义的献书，只有绍兴十九年（1149）这一次。二十八年（1158）高宗召对所上的《修史大例》与《夹漈书目》，是行前特为宋高宗了解编修《通志》的体例样本，及此前已成的著述目录，并非郑樵的正式著述，因此也谈不上是献书。而绍兴三十二年（1162）则是专为上进已编成的《通志》，本属奉命之作，因此也非献书。有人说郑樵献书的表状(即《上皇帝书》)被秦桧所扣压。若是当真，又如何解析高宗对郑樵所献之书“诏藏秘府”呢？有传记悲叹郑樵赴临安献书，“等了近一年时间，最终希望落空”。实际上高宗对郑樵献的书“诏藏秘府”，正表明朝廷对郑樵前期治学成果的肯定，而这批著述恰是日后编修《通志》的学术基础。因此郑樵临安献书是很有成效的。
关于编修《通志》。有文章说，郑樵35岁即绍兴八年(1138)召对时，就要求朝廷支持修史但未获准。史料记载，此时他正在芗林山中与夜鹤晓猿杂处，致力于草木虫鱼之学的著述。直至18年后即53岁时，才得到宋高宗的召对，并封官迪功郎，承诺由官府供其笔札。
有传记称，郑樵在高宗召对之前就已完成《通志》初稿，甚至说郑樵在接到召见通知时，《通志》即将完工。实际上，郑樵在献书时完成了各门类著述近5O种，为编修《通志》做了大量的学术准备。但鉴于秦桧禁修私史的政治压力，郑樵对《通志》一书虽构思已久，但始终不敢贸然开编。他在《寄方礼部书》中极其明确说：“郑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hellip;hellip;此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其《上宰相书》亦云：“呜呼！术业难成，风波易起。深恐传者之误，谓擅修国史，将无容焉。”可见郑樵对此是十分清醒的，不敢越过雷池一步。所谓《通志》“已完成初稿”、或全书“即将完工”的说法，是违背事实的。郑樵只是在高宗召对获准后，才衔命回夹漈草堂全力编修《通志》。有传记称， 郑樵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持诏书去兴化军领取修史所需的笔札。郑樵自己则是这样说：“虽蒙笔札之赐，不敢官求。”(《上殿lt;通志gt;表》)可证他并未向官府领取过笔札。
有人评价《通志》称，“郑樵在《史记》的基础上，把中国历史的开端，又往前推了一大步”。笔者经过比对发现，郑樵《通志》沿袭司马迁的《帝纪》，同样始于三皇五帝传说时代。所谓郑樵把中国史开端前推一大步的说法，只是一种臆想罢了。某传记竟然把郑樵编修《通志》的壮举谓之为“野心”，完全不懂得他会通修史的雄心壮志与伟大贡献。
宋高宗召见郑樵授其迪功郎后，遭到御史叶义问的弹劾。史志对此事语焉不详而成谜。有传记把叶御史演义为两面三刀、心毒手狠的政客，必欲将郑樵“置之死地而后快”。史料显示，叶在秦桧主政时，曾因抵制秦桧旨意被罢官，至秦桧死后擢殿中侍御史。他力请肃请秦奸余党，累章弹劾秦桧式的人物枢密官汤鹏举致其落职。可见叶义问乃是真御史也。考史志亦未见他同郑樵有什么公怨私仇的记载。从其肃清秦桧余党、弹劾汤鹏举的行为看，弹劾郑樵多半是因尝为修史上书秦桧之事。叶义问不问情由，把郑樵作为“桧党”弹劾，实属误判也。因此宋高宗并没有“批准”他的弹劾，不但没有将郑樵罢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