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红

杨金莺古居，黄国璋曾住护厝拖第二间楼上

杨金莺的家在莽莽苍苍的牛鼻孔山下，半山腰右下方凹陷处像牛鼻孔的地方，就是中共闽中特委机关所在地。通往特委机关所在地的是条羊肠小道，小道旁几乎覆满了野草、树木。四周长满十几米高的樟树、枫树，不远处的溪边布满芦苇、菅茅，与外界的通道是一条沿溪边通往“百廿级”的小路。不知情的人远远望去是茫茫荡荡的一片，看不出里边还有一座房子。谁也想不到这房子竟是闽中特委游击根据地中心区漈川一处重要的“接头点”。1934年—1936年，革命领导人王于洁、刘突军、黄国璋、苏华等在莆仙永一带活动，一来漈川就住杨金莺家里。杨金莺母子管浓眉大眼黑皮肤的小年青黄国璋叫“阿黑”；杨金莺母亲苏阿冇虽比苏华年长，却随群众尊称苏华为“大姐”。山上的闽中工农游击队员，则常常是一个班或者是两个班轮流下来住。
杨金莺三岁失父，寡母苏阿冇养育大包括细叔在内的两三个孩子。军阀混战、国民党新军阀的黑暗统治、土匪扰乱导致民不聊生，挣扎在生活底层的苦难培养了苏阿冇善良、正直、坚韧的品格，也让她这个普通的农妇看清了共产党才是生活真正的希望。她冒着全家被杀头的白色恐怖，义无反顾地带着一家老小支持革命— —大儿子杨金莺为革命工作当上“白皮红心”的甲长，小儿子杨金荣和她一起照顾伤员，细叔杨行和媳妇林阿秋冒死为特委驻地担送电台。
未当甲长前，杨金莺担当的是警戒任务，他比黄国璋年小一点，总是爬到树上站岗。一遇敌情，他即通知游击队从屋后山洞撤退，沿着羊肠小道上牛鼻孔山，翻过山退向仙游。平时，随母亲往山上送些红薯、芋头等土特产更是常事。
当时，像杨金莺家这样支持游击队的有很多。在马院村，游击队和村里群众相处极为融洽。因为民心倾向共产党，国民党军一来就清剿，杀牛宰猪再抓人，抓到了还凌虐施酷刑。驻在山上的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则在闽中特委统一领导下，广泛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首先进行严惩土豪劣绅的斗争，在此基础上，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粮斗争，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在反霸斗争中，农民们得到了实惠，更加依赖共产党和游击队，主动巡逻警戒，监视反动分子的举动，为游击队提供军情，并积极参加“四抗”斗争。
这时，杨金莺碰到了一件让他为难的事。国民党的保长找上门来，要他当所在地治印满的一名甲长。杨金莺一听就反感，说让自己考虑考虑。一般公正人士多不愿担任保甲长，不肖之徒又多以保甲长有利可图，百般钻营，剥削人民，因此民众怨声载道。还编歌谣说，下乡官吏如老虎，鸡鸭被刣一大群；保甲入门一骇然，公米杂钱收不完。
保甲制度提出，时处国民党军事“围剿”工农红军之时，以10至15户为甲，10至15甲为保，联保连坐，互相担保不做通共之事，若1家有“罪”，其余各家举发；若不举发，全部连带坐罪，实质是通过联保连坐法将全国变成“大囚笼”。保长与乡(镇)长一样，亦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通常由当地地主、土豪、顽劣担任。
杨金莺就请教苏华、黄国璋。苏华一听就亲切地说：“这可是大好事啊！”黄国璋也很高兴，说：“你做了甲长对游击队太有好处了！”接着两人又说，杨金莺做了甲长，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了！如可以打探国民党对游击队实施围剿的动向和活动，可以争取团结许多保甲长和比较开明的中小地主和其他上层人物，帮助游击队建立一批“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
杨金莺当上甲长后，表面上是吃伪军的饭，穿伪军的衣，暗地里做的却是共产党的事。保长下乡，他随着做向导，参与“剿匪”等，实际上干的全是替游击队通风报信的事。游击队有了这耳报神、暗乡导，打击敌人更是机动灵活。
当时，常太党城村有个原国民党军营长蔡春庭，因不愿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充当牺牲品而退隐在家，他在当地士绅中颇有威望，有较大影响力。游击队领导得知后，便主动和他建立统战关系，将他争取过来。后来，他儿子蔡兆英还参加了游击队。蔡兆英在革命思想熏陶下，主动向组织反映其父有一批武器弹药埋藏在荒郊的坟墓穴里。于是，游击队派出一个小分队，与蔡兆英共二十多人连夜急驰埋藏地，挖掘出子弹二十多箱（每箱一千发），步枪二十支，再由杨金莺作向导，把枪弹搬运到漈川山上充实游击队装备。许多保甲长和小乡绅在蔡春庭影响下，也用各种方式支持游击队。
杨金莺还成功策反了渡口上坂的一支国民党乡团，他争取到替城里大地主收租的“二地主”来支持游击队的活动。因常太地区的良田大部分为城里大地主占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常太的地主大部分是小地主兼“二地主”。县委领导分析了这种状况，认为城里的大地主对常太鞭长莫及，而常太的地主实力较弱，决定在反霸的基础上贴布告宣传抗租，并动员各村农会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斗争。“二地主”为形势所迫，加之势单力薄，为洁身自保，就顺水推舟向城里大地主报告说，常太已是红军的天下，田租没法收了，使得常太地区的抗租斗争进行得比较顺利。
临解放前，杨金莺不幸被抓到东岩山王介巢穴，打瘸了一条腿。解放后，杨金莺被确定为“五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