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涵江山区新县镇广宫村宗洋后坑岭，原莆田三中左侧兴化古道旁，耸立着一座纪念十九路军抗日烈士的纪念碑。这座古碑立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七日，距今已有78年的时间。
笔者为了找到这块纪念碑，先后两次到实地考察，但兴化古道已废，此地荆草蔓生，灌本树丛早已把碑石覆盖得严严实实，无从探得。后来，在当地人胡兆勇老师指引下，找来几把柴刀，劈开荆藤蔓草，石碑终于显出庐山真面目。石碑分为二部分，由底座和一块石碑组成。石碑高172公分，宽60公分，厚18公分；底座长70公分、宽30公分、高约50公分。如今，这座石碑还孤零零地屹立在兴化古道旁。笔者咨询了已退休的市博物馆原馆长柯凤梅女士，她说：“这块纪念碑，应该是莆田市第一座烈士纪念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据当地人说：“这是当地群众、民间团体自发纪念十九路军抗日牺牲将士而立的墓碑”。十九路军是一支使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国民党军队，1932年“淞沪”保卫上海之战时，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战斗。1993年，蒋介石下令调十九路军退驻福建围剿红军，进行反共内战。当时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延锴，以及蔡铭抠等一大批将领，群情激奋，联合国民党内反蒋派陈济深等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并通电全国与蒋介石决裂，1933年12月，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李济深任主席。蒋介石急忙调集大批兵力南下福建，在中央重兵压境和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下，十九路军被击溃，损失惨重。1934年1月，“国民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泉州、漳州。
据《莆田县志》记载：“民国22年12月1日（1933年），驻莆十九路军在莆田体育场召开”庆祝“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大会”。1934年1月14日，莆田体育场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1月16日，十九路军在赤溪桥阻击国民党中央军，击毙中央军团长1人”。在中央军围追堵截的时候，1934年1月初，十九路军有一路官兵从福州闽侯，经福清东张进入了山高林茂的莆田涵江山区，军队沿着古兴化古道，经白鹤、大所、新县、广宫、庄边、黄龙、游洋、出仙游，赴泉州。当军队行军到广宫宋洋村时，有几个重伤的军官和士兵逝世，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就地埋葬在该村后坑岭，至今石碑尚存。
在“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莆田第三区（萩芦、白沙、新县、广宫、大洋、庄边诸乡），民间组织和当地群众自动发起，在十九路军将士墓上立碑纪念。碑上刻着“抗战阵亡将士殉难同胞”大字，同时还刻有“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七日”“莆田县第三区各界敬立”的时间和署名。
十九路军带着大批伤病员，从上海撤至福州，又从福州分两路撤退至泉州。其中，一路从福厦线撤退，途中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和日本飞机的轰炸；另一路带着伤员遁入涵江深山赶赴泉州。这段历史，史书无从查到，但这座纪念碑却揭示了十九路军经过山区的这段史实，耐人寻味。
笔者认为：十九路军选择了这条既隐蔽又安全的古道行军，是经过精心谋划的。上世纪30年代初，涵江山区为共产党的游击区。国民党对这一地区鞭长莫及，十九路军经过山区，与当时共产党联手抗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十九路军经山区是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帮助的。1937年，国共两党合作，广业里山区抗日热潮高涨，一部红军集中在庄边赤石宫练兵，后开赴抗日战线编入新四军。莆田名士黄珍吾公开在新县文笔峰山上一块大石上书写“收我河山”四个大字，正是这个时候，第三区各界群众树立了“抗日纪念碑”，以宣传救亡运动，以此发动全民抗日斗争，激励年轻人的抗日热情。
探究碑文“抗战阵亡将士”，显然斯碑纪念的是十九路军将官和士兵，且是多人。立碑者为莆田县第三区各界敬立，立碑时间是民国二七年（1938年）七月七日，即“卢沟桥”事变后第二年，当时正是国共联合抗日时期，广业里正是红军游击队的天下，抗日热潮如火如荼，而十九路军背叛蒋介石国民政府，举旗抗战，深受山区群众欢迎，和山里的游击队比肩战斗。这里用“各界敬立”显然是山区各界抗日团体，人民群众所为。当时国民党十三区政府区区几个人在联合抗日的大气候下，也不敢作任何的反对。况且石碑很大，刻字工整，非大张旗鼓是立不起来的。如今，这块纪念碑孤零零的丢弃在广宫村兴化古道旁，因很少有人经过这里，所以荆树竟把石碑覆盖，十九路军的殉难烈士，只好是“青山埋忠骨，壮士留山间。”但欣喜的是，莆田发现的第一块抗战纪念碑仍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湘溪旁，向世人宣示着一段被人们遗忘的十九路军抗战史实。（范金伟 陈光华 易振环）
参考资料①1994年版《莆田县志》②《中共闽中地方史》 ③《闽中人民革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