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琴，《莆田市志·宗教·三一教》有这样的记载：“民国年间，城厢函三堂由张琴、蔡宣、陈文炳、陈唐彬等的努力，形成lsquo;函三派rsquo;，在莆仙地区影响很大。编印有《镇家宝》若干集”。东山祖祠印行，林祖韩著《三一教史》亦有类似记载：“莆田城内书仓（今城厢凤山街）兴建函三堂，形成了函三派。以张琴、蔡瑄、陈文炳、陈唐彬等的努力，在莆仙地区影响很大。编印有《镇家宝》若干集”。我在写《〈林子三教易知录〉的编印者不是陈智达》一文时，亦曾据此加以引用。
张琴到底是不是函三派的主要领导者呢？有史料证明不是！
有一本民国时期在我们莆田地区印行的书，书名叫做《莆阳明德集》，主要记载民国及清末，我们莆田地区有德行的人所做的有德行的事迹。其编者似乎偏爱张琴，对他的记载达五处之多，而其他人一般只有一处，顶多二三处。现把这几处按先后次序转抄如下。
一，“延福舖张季贤太封翁hellip;hellip;孙琴号治如，幼聪睿好读，能博翁欢，知为异日国器。才弱冠，入县庠第一。食饩举优行充贡，中副车，乡会连捷入词林hellip;hellip;”
二，“（民国）十年夏，张君治如，在京问家中信息，公乩示云，可速回莆，方能见父面，回家月余父逝。”
三，“涵江善德堂hellip;hellip;学三教道，多行公德。民国十年秋，创立宣讲社，邀张君治如为社长。逢朔望日，就市镇演说hellip;hellip;”
四，“是年（民国十年）夏，张君治如由京回梓，特奉吕祖关帝像片，挂函三堂内。”
五，“适民国六年，大总统颁布天下，令各县重修邑乘，洵盛典也。吾莆修志局，设于驿前四贤祠内。时因匪乱，尚未成立，今邑长李公，聘请前太史张君治如为总纂hellip;hellip;” 在这五处记载中，未提及张琴是函三堂的领导者。但如果仅凭此就说张琴不是函三堂的领导者，似乎证据不足。
那么，我们来看看该书是如何记载函三堂的有关事迹的：“函三堂郭君嗣周，郑君鸿湘，陈君唐彬，方君智家等，正人也。自光绪年间，发起于下务巷名山行宫，学悟本之道，修身养性，开莆仙三教联合会。至民国四年，乃迁于府学前，新筑祠宇，塑三一教主、黄都帅府、陈胡二仙诸金身。凡遇朔望五十诸日期，聚集道兄弟研精至理，宣讲著书，重刻三教正宗、四书正义、镇家宝诸书传世。”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这些记载吧。
《莆阳明德集》的出版时间是民国十一年，该书明确记载郭嗣周、郑鸿相、陈唐彬、方智家等人是函三堂的主要领导者，而未提及张琴。这是其一。
其二，该书对张琴受善德堂聘为宣讲社社长都有记载，若张琴是函三堂的主要领导者，则不可能不记载。再如张琴若同时参加两堂的活动，在时间上也有冲突。函三堂是凡遇朔望五十诸日期，聚集道兄弟研精至理，宣讲著书。善德堂则是逢朔望日，就市镇演说。就时间上来说，张琴也不可能分身同时参加两处的活动。
其三，该书连张琴于民国十年夏由京返莆后，向函三堂赠送吕祖关帝像片都有记载，若张琴是函三堂的领导者，该书就更不可能不记载。
其四，《莆田市志》及《三一教史》都提到函三堂曾印行《镇家宝》若干集，却都将函三堂印行的《林子三教易知录》误为悟本堂印行。而《林子三教易知录》恰可证明《莆阳明德集》所言不虚：函三堂的领导者是郭嗣周等人。（该书是由郭嗣周等人编辑，并由他作序的。可参阅本人的《〈林子三教易知录〉的编印者不是陈智达》一文。此文刊登于本报2015年8月3日《文献名邦》栏目。）
其五，至今，涵江善德堂的北墙上尚嵌有张琴的亲笔碑刻，石柱上亦留有张琴题写的楹联，证明《莆阳明德集》的张琴曾受聘为善德堂宣讲社社长的记载是真实不虚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张琴不是函三堂的主要领导者，其主要领导者是郭嗣周等人。也就是说《莆阳明德集》的记载是可信的，《莆田市志》等书的记载则缺少有关史料支持。
另外，《莆田市志·人物传·张琴》关于张琴于“民国14年hellip;hellip;着手收集资料，于民国19年开始编纂《莆田县志》”的记载亦存疑。据《莆阳明德集》的记载，我们可知张琴实际上从民国六年受聘为修志局总纂后，最迟也应于《莆阳明德集》出版的民国十一年，就开始着手收集资料并编纂《莆田县志》了。
还有，陈文炳与陈唐彬其实是同一个人。《莆田市名人志》：“陈唐彬原名陈文炳，字暮禅，道号了一子。”《城厢区志·人物·陈唐彬》对此亦有相同记载。另外“蔡宣”应为“蔡瑄”。希望《莆田市志》下次重修时一并予以考证修正。 （陈文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