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禅心

五、唱和《屈原》诗歌发表于中共《新华日报》
为了扩大爱国史剧《屈原》在社会上公开演出的教育作用与政治影响，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开辟了“《屈原》唱和专栏”，刊出了爱国知名人士黄炎培与郭沫若先生的四首唱和诗。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紧接着，以《屈原》为题的唱和诗就象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出来，其中有中共驻渝代表团团长董必武先生、爱国知名人士沈钧儒、张西曼等人的佳作。《新华日报》与其他几个进步报刊陆续予以刊登，真是一呼百应。这些唱和诗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屈原》上演极其成功的轰动情景，表达了重庆各阶层人士拥护《屈原》演出的鲜明立场，发泄了对反动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皖南事变”、残害八千名新四军抗日将士与逮捕叶挺军长等种种倒行逆施的痛恨之情，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与良好的教育作用。我阅读这些《屈原》唱和诗以后也深有体会，产生了心灵的共鸣！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郭老热情接见了我，随后把黄炎培、沈钧儒、董必武诸前辈与他唱和《屈原》的诗作递给我看，热情地邀请我和作。我喜出心头，即席依照“秋、心”韵作诗二首以和：
（一）“灵均辞赋已千秋，此日应须写国仇。
欲为两间撑正气，唇枪舌剑论薰莸！
（二）千载犹传小雅音，一时雪涕起哀吟。
低徊欲续《离骚》赋，直恐重伤逐客心！”
郭老审阅以后，认为满意，就把拙诗送交《新华日报》“《屈原》唱和专栏”，于1942年4月15日刊登出来。以我的真实姓名“陈禅心”发表，我认为这是平生最大的荣幸！
但是，国民党反动文人却对《屈原》爱国史剧大肆污蔑和恶毒的攻击。为了捍卫真理与支持“抗日救国”民族正义，我又叠前韵作了两首唱和诗，经郭老转交中共《新华日报》，于1942年4月21日再次刊登出来，也是署名“陈禅心”。拙诗如下：
（一）峡猿啼断大江秋，合话新仇与旧仇。
一卷骚经忠爱足，还应奋笔定薰莸！
（二）湘水宁为嫉俗音，含冤莫更作哀吟。
若非靳尚工谗口，谁识孤臣独醒心？
当时还有许多爱国诗人和进步人士为《屈原》剧的演出纵情高歌，以渴骥奔泉之势掀起了唱和《屈原》的伟大高潮。正如杜甫诗云：“词源倒倾三峡水，笔阵横扫千人军”！这充分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阶层人士已经觉醒，要求团结抗战、反对投降、爱国拒侮的正义呼声气势磅礴，排山倒海。例如：当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南社”创始人柳亚子先生彼时在桂林，奉读了郭老的《屈原》剧本，也寄赠一首赞诗给郭老。又如当时在桂林主持进步戏剧活动的田汉先生（他是《戏剧春秋》的主编）也写了四首赞美《屈原》的诗歌，题为《闻〈屈原〉演出成功绝句》，寄赠郭老。
提起田汉，他是我国戏剧界的大师，我久仰其大名而未曾获见。在《新华日报》1942年4月21日再度刊载我唱和《屈原》的诗作以后，我曾写信询问田汉的近况，承蒙郭老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九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的便用笺复函给我，谓：“田寿昌先生（即田汉）现在桂林，不久将来渝，特此奉报。”
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新华日报》刊登了郭老所作的《屈原》答和诗，感谢各阶层爱国人士对1942年4月3日《屈原》爱国史剧演出以来的热烈拥护与强烈声援。刊出之后，郭老曾亲笔书赠该诗一幅给我，并虚心地与我蹉商了诗中的个别字句。
《郭沫若先生答和诗并序》全文如下：
“四月廿六日乘肩舆由赖家桥赴璧山途中，大雨初霁，万象如新浴，微风习习，鸟声清脆，恬适之情得未曾有，爰再叠任老（编者注：任老即黄炎培）韵，奉答赐和诸君子。
①呵天有问不悲秋，众醉何心载手仇？
荃蕙纵教时化艾，莸经万古仍为莸！
②晨郊盈耳溢清音，经雨乾坤万籁吟。
始识孤臣何所藉？卅年慰得寂寥心！”
上述郭老这两首答和诗的第一首第四句第五字——即“莸经万古仍为莸”句中的“仍”字，我认为是读平声，置于结句第五字，在正体绝句中，似属少见。我写信给郭老，请问“仍”字是否有误？郭老不惜以一字之微，除了当面给我解释外，还引经据典，再次复函辨答说：“lsquo;仍rsquo;字并非误书。仍者，任也。可作仄声。古代有读仄声之例。例如：《庄子·列御寇篇》：lsquo;仍自然之能rsquo;。陆德明释文云：lsquo;仍本又作认rsquo;。又《左传·恒公五年》：lsquo;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rsquo;《谷梁》作lsquo;任叔rsquo;。上述均其证也。”这说明郭老的旧体诗造诣极高，寓意深刻，声律工稳，无懈可击，具有高度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可谓“水乳交融，浑然一体”。郭老还曾同意我撰写文章《“仍”字可读仄声》发表他与我两次通信答辩的内容于1942年5月7日重庆《新华报晚刊》（进步人士张恨水先生主办），对这一个学术问题作了更为广泛的解释和讨论。
我当时年刚三十，而郭老在国外诗坛上都享有盛名。这充分说明了：在学术研究问题上，郭老虚怀若谷，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而不倦。这使我倍加钦佩和敬仰！
六、离别良师挚友
一九四一年农历十一月初五，家父嘉度因积劳成疾、挂念我离乡七载抗日未归而抱病辞世。1942年12月事后我收得家书以后急欲返闽，因而谢绝了一些好友欲委我县令级别美职的厚意，以集杜甫七古诗歌《寄题成都杜甫草堂》留别敬爱的董必武与郭老。郭老称赞：“摘少陵妙句，题少陵草堂，恰到好处，以杜还杜，可谓相得益彰了。”（此诗收载于《抗倭集》第153页。）
1943年1月我返闽途经长沙，我曾集李白之句成《长沙吊屈原大夫寄怀“（屈原）唱和”诸作家渝市》一诗：“湘水回九曲，空馀吊屈悲。艰难此为别，归去日相思。大雅久不作，沧波杳难期。三年吟泽畔，岂独虑安危？！”（原载《抗倭集》第157页）。拙诗怀念了爱国忧民而留芳千古的屈原大夫，也寄托了我离别良师挚友——敬爱的郭沫若、董必武、黄炎培、沈钧儒诸前辈和生活了五年的巴山蜀水的依恋之情！主要是寄呈郭老与董老必武（见《抗倭集》第157页）。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郭老的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连载，郭老借古喻今,劝吿抗日的同志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人民的新中国即将诞生面前,要吸取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骄奢必败的历史教训,要戒骄戒躁,把革命进行到底。据说中共中央把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国各个解放区的干部们学习,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我奉读了郭老的佳作，也曾集唐五首抒怀寄呈郭老（见《沧桑集》（上卷）第178页）。只因郭老忙于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更趋激烈的斗争，此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亲聆郭老的教诲了。
全国解放以后，我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文教卫生科技事业欣欣向荣，新中国正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为歌颂建国十周年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我曾集《诗经》之句成诗665章（首），名曰《十月集》。1973年10月由小儿季衡选录部份，寄呈在北京主管中国科学院工作的郭沫若院长斧正。经董必武代主席转呈，郭老在百忙中审阅了《十月集》，1973年10月28日使用中国科学院的便用笺复函谓：“集句颇巧。”这是我最后一次得到郭老的鼓励和褒奖。
七、斯人不重见,将老失知音
1978年6月12日，郭老不幸因病去世。6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在郭沫若先生追悼大会上说:“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痛失知音，斯人不重见。我含泪创作挽诗六首,用白绫一幅抄写,寄呈北京郭老夫人于立群同志：
(一)柳黄沈董（注1）已成尘，硕果凋伤更怆神。
枉负群公呼小友，锻诗海内又何人?
(二)抛雏别妇请缨长,系虏归心铁与刚。
为国重开新日月，文章科技竞光芒!
(三)故箧吟馀百首诗，卅年别梦足沉思。
巴山雨泣兵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