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禅心

三、“皖南事变”，同仇敌忾
一九四一年一月震惊国内的“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先生义愤填膺，当即写了《闻新四军事件书愤二首》，愤怒声讨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假抗日、真反共、残害以新四军军长叶挺为首的八千名抗日将士的滔天罪行，无情地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汉奸汪精卫之流出卖民族利益的投降政策，表达了他对这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爱憎分明的斗争立场。郭老的第二首诗云：
“怒问苍苍果胡然？莫须有罪出连绵！
伤心已见兰成艾，谗口竟教矩化圆。
已兆分崩同往日，侈言胜利在今年。
谁欺只自欺天耳？那有籧篨真个妍！”
当时我在四川南充航空48站，从郭老之处获悉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真相和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所题的悼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与挽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一股仇恨汉奸、悼念爱国抗日将士的激情油然而生，怒发冲冠的我遂集杜甫之句成诗《读周恩来先生题词“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有感》以纪（见《抗倭集》第120页，1941年2月10日作于四川南充）：
“hellip;hellip;风雨秋一叶，惨谈带沙砾。
忠贞抱冤恨，精锐旧无敌。hellip;hellip;
群盗久相踵，山谷落叶赤。
义士皆痛愤，不但时人惜。
使我叹恨伤精魂，江月去人只数尺！”
在此诗中，我满怀深情地怀念了昔日在北伐战争中被誉为“铁军”的爱国将领叶挺军长，悼念了为抗战牺牲的八千名新四军爱国将士，怒斥了国民党反动当局蒋介石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卑鄙行为，得到了郭老的赞许。
1941年12月我因为声援四川南充航站士兵周梦滨反抗上司克扣军饷，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得罪了上司，愤而辞官离站，与国民党反动军营分道扬镳。我因为怒气伤肝卧床两个月，穷途潦倒。南充有识之士谢镇南向我伸出了援手。1942年3月我从南充返回重庆以后，福建同乡曾履川介绍我到孔学会任职，借以托足养病。此后我更有机会拜谒郭老。当时，郭老曾书赠一幅他奉题中国抗日“陆军诗人”冯玉祥将军所画的《骑马看梅上阵抗日》诗作给我：
“有马借人乘，有驴独自坐。骑去看梅花，板桥容易过。
骑去上战场，枪炮容易躲。何必如龙始足豪？须知马大人显小。其进锐者其退速，何如进退如一慢慢跑？视死能如归，看花上阵两都好。”

对此，我曾集杜甫之句成诗一首，题为《骅骝歌奉酬郭沫若先生书赠奉题中国抗日陆军诗人冯玉祥将军所绘骑马看梅上阵诗歌一幅》（原载《抗倭集》第141页1942年3月作于重庆）如下：
“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下马古战场，谁是长年者？
焉知李广未封侯？似君须向古人求。
气去西戎回北狄，终南渭水寒悠悠！”
在上述“咏骅骝”的诗画中，郭老与怀才不遇、没有实际兵权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以及离开航站的我共同抒发了要为神圣的抗战事业各尽所能、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壮志豪情！
四、观看郭沫若先生爱国史剧《屈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挑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打击与粉碎国民党反动集团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的抗日进步力量，贯彻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方针，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顽强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我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先生、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团长董必武先生与郭老正气凛然地挺立于豺虎丛中威武不屈的斗争事迹与英姿雄风。他们为神圣正义的抗日救国大业视死如归的革命胆略与真心实意维护来之不易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基础、运筹帷幄的斗争精神实在使我敬佩不己，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巧妙的斗争艺术更使反动当局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一九四二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一周年之际，郭老奉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先生的指示，选择了话剧这一种斗争形式，以便适应当时的恶劣环境，能够与广大群众直接见面，作为粉碎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文化战线施行高压政策的突破口。郭老遂以满腔的义愤、鲜明的爱憎、顽强的毅力、惊人的才华、犀利的笔锋、流畅的语句，一挥而就写成了一部寓有爱国拒侮进步思想的爱国历史剧——《屈原》。创作此剧前后只用了十天时间，他的创作伟力与非凡速度令人惊叹！这说明了郭老平素对古代爱国诗人屈原大夫有着深刻的研究，胸有成竹；也说明了他博闻强记，才华富瞻。
当时，郭老创作的爱国史剧《屈原》是由“中华剧艺社”以纪念第二届“诗人节”的名义公开上演的。《屈原》首场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公演于重庆“国泰”戏院。敬爱的郭老在他百忙的工作中没有忘记邀请我前往观看。这更体现了他对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
《屈原》史剧开幕了，剧院里座无虚席。爱国忧民、力主抗秦的屈原大夫栩栩如生地活跃在戏剧舞台上。与卖国投降派的卑鄙行径和丑恶嘴脸相比较，屈原大夫爱国拒降、舍生取义的崇高形象就更鲜明地展现在广大观众的面前。屈原的不幸遭遇使我和观众们不约而同地产生愤慨：屈原的死，是楚国的悲剧，是人民的损失！楚怀王如果能够采纳屈原的正确意见“联齐抗秦”，楚国何至于灭亡？！如果能够举诛奸除暴之宝剑，先斩内奸卖国贼郑袖与靳尚之妖头，则报国有心、救国有谋的忠臣屈原何至于自沉汩罗江？！hellip;hellip;我与观众们也深刻认识到：屈原与郑袖、靳尚之间的斗争，是爱国与卖国、进步与倒退、正直与奸邪之间的殊死搏斗，关系着楚国的兴亡与人民的安危。虽然屈原经历磨难而舍生取义了，但是他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顺乎历史前进的方向，他虽死犹生，流芳千古！而楚国投降派与卖国贼却遗臭万年！屈原的爱国行为使我和观众们肃然起敬！忆古思今，触景生情，我与观众们也慷慨激昂，深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不铲除卖国的内奸，如果不坚决反对投降，如果不同心同德戮力抗日救国，则亡国的历史惨剧必将重演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旧中国！
由于《屈原》爱国史剧紧密联系现实，它深刻的主题思想与强烈的政治倾向恰如其分地反映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反对卖国、反对投降、坚决抗战到底，并且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国民党卖国投降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同室操戈、破坏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卑鄙嘴脸，因此，《屈原》爱国史剧一搬上舞台，就博得了广大群众的赞赏和拥护。人们奔走相告，演出盛况空前未有，观众如潮似浪，台上台下同仇敌忾，爱国情绪大为一振，真正达到了团结和教育人民、打击和消灭敌人的预期目的。《屈原》爱国史剧就象一阵催生万物欣欣向荣的春风使死气沉沉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大本营——重庆市活跃起来了！它唤醒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下看清了内忧外患的国家与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前途，逐步坚信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在反对投降与分裂的斗争中更加团结一致，增强了“抗日必胜、建国必成”的斗争信心，在用斗争武器消灭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战争中去创造美好的新中国！
郭老在邀请我观看《屈原》爱国史剧以后接见了我，多次称赞屈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位爱国诗人，高度评价屈原大夫爱国忧民、正直不阿、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忠贞不渝、深谋远虑等高贵品质和战斗风格。郭老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男的不要学靳尚，女的不要学南后，青年人更不要学宋玉。大家都要学习屈原与婵娟，做一个lsquo;生得光明、死得磊落rsquo;的爱国者，临难不苟，保持忠贞气节，为捍卫真理和正义勇于献身！”正象古代爱国诗人屈原以《桔颂》教育青年人不骄矜、不怯懦、不懈怠、不迁就、遇到国难毫不苟且一样，郭老对我谆谆的教导、殷切的希望、长辈的爱抚、充分体现了他的期望——爱国的青年一代要争取为抗战立功，在抗战的熔炉中千锤百炼成钢！我联想起郭老在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