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从此官风有了改善，据《游洋志》卷之三记载，宋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兴化县先后有两位受到人民群众好评的知县。许世昌，庆历六年（1046）来宰斯邑。爱民如子。其有笞杖之刑，亦只示辱而已。且清白自持，但饮邑中一水，馀无所取。百姓比于召信臣。
张彦博，嘉佑二年（1057）宰斯邑。有雷厉风行之风，有宽厚待人之量。老百姓一旦犯法，不用审问，不用动刑具，囚犯的罪行就会一清二楚；老百姓也无不佩服他办事效率高。所以，县令梅泽在堂壁上题词：“由太平以至元丰，历百馀年，临是邦者惟闻许公世昌、张公彦博仅称贤令焉。”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兴化置县；到了宋神宗元丰时（1078-1085）恰恰经历百馀年。
其三，庆历新政以后福建教育名列全国先进行列，这与蔡襄任福建转运使开好头息息相关。朱维幹在总结麻沙出版业的文化背景时说：“政治上兼收并蓄，是仁宗时才有，南北的畛域解除了。于是，lsquo;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rsquo;。”（《福建史稿》上册247页）在这里，宋仁宗的政治特色总结出来了，但是语焉不详。要是能说得具体些，变化原因很有可能那时也就找出来了。
2012年6月5日笔者在《莆田晚报》发表了《庆历新政和兴化军三县教育的变化》，拙作说：“首先，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重刊兴化府志》即弘治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开科取士始，至庆历二年（1042）82年，兴化军得中进士93人，其中，莆田县63人，仙游县24人，兴化县6人。从庆历六年（1046）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仅仅24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94人，其中莆田县67人，仙游县23人，兴化县4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兴化军是如此的，全省各地也是如此的，因为庆历新政的抑侥倖、精贡举政策在起决定性作用。否则，哪会有什么变化？！那么，谁在抓政策的落实？很显然和蔡襄任福建转运使息息相关。这是因为只有落实了，才能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
蔡襄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地方任职，都是政府官员的好榜样。蔡襄在京城当小官时，关心的是国家头等大事。宋仁宗做错事，是非颠倒，蔡襄当即写《四贤一不肖》予以纠正，还引起了京城知识界、出版家的共鸣，大量发行，广为宣传。后来，蔡襄不仅没有被问罪，而且还被宣入宫知谏院。这说明不打不相识，赢得了宋仁宗的信任。到了后来有了名气，他仍是个实干家，而且还能上能下，在任福建路转运使时，认真落实庆历新政，为福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所以蔡襄称得上是宋仁宗时新型的民主斗士。 (续完)(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