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在京城任职时是个实干家，到地方任职时也是个实干家。弘治志说：“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复修起居住。”
网上查询方知道，宋初，曾派若干转运使赴各地供办军需，事毕即撤。宋太宗时为削夺节度使的权力，于各路设转运使，称“某路诸州水陆转运使”，其官衙称“转运使司”，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以前，转运使职掌扩大实际上已成为一路之最高行政长官。以后，陆续设立了提点刑狱司、安抚司等机构分割转运使的权力。这么一查询，笔者才知道，宋仁宗让蔡襄“改福建路转运使”，授予高官，是为了庆历新政在福建的全面落实。所以，我们又要把那时福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变化和蔡襄的实干精神联系起来。蔡襄任转运使时认真落实新政，使福建面貌焕然一新，后又回到京城任职。
据《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一记载，到福建任职以后，蔡襄向宋仁宗递上《奏复五塘剳子》，解决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文章说，“莆田县有陂塘五所，胜寿、西冲、泰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馀顷为田，约八千余家耕种为业。大中祥符（1008-1016）年中，有百姓陈清等陈状，于萩芦陂开渠引水，灌注塘下民田，却决去五所陂塘，以地为田，官司妨碍，不与检给。天圣（1023-1031）年中，陈潭知军日，其陈清却与官户形势计会，同共请上件塘内地土，州县徇私曲理，先次给却屯前、泰和、东塘陂塘三所，去水为田，旧日仰塘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百姓争讼，州县一向抑迫不与申理。至李余庆知军日，陈清又请胜寿、西冲二塘为田，其时不与检给。宝元（1038-1040）年中汪随政内徇私顺情，一向检给，科率产钱供输赋税”。其结果，“自决去五所陂塘以来，沿海咸地止仰天雨，有种无收，州县多是不与放免税赋，是致人户逃移”。
上面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庆历新政以前，莆田县农田水利建设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连已有的陂塘都遭到破坏。例如胜寿塘，是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建造的，有好几百年经济效益，但是到宋初时却被废之为田。州县面对民生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结果导致许多人家背乡离井，逃移他乡。直至庆历三年秋旱，官府才“放产税例及九分”。
有比较才能鉴别。蔡襄说：“窃缘旧作陂塘，灌田一千余顷，济活八千余家。及决塘为田以来，收得塘内田一百余顷，丰赡官势户三十余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赋税至多。”在这里，8000多户和30多户，孰轻孰重，也就清楚了。所以，通过比较之后，他说：“若以民间利害，即贫困却八千余家，止丰赡得官户三十余家；若以官中租赋，即每年蠲放千顷租赋，只得百顷租赋，其为利害公私灼然。”从中可以看出，过去那些父母官就没有认真算好这笔账：这样做，无论是平民百姓收入，还是政府财政收入，都是一大损失，所以，他们是糊涂官，做成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弘治志卷之五十三说：“祥符中，民陈清等侵占为田。庆历中，蔡襄尝奏复五塘。”这是一件大事，为福建各地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带了个好头。
其次是《奏乞减放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剳子》，蔡襄说：“伏惟祖宗恢复天下，大去无名之歛，然诸州身丁，尚犹输纳。真宗皇帝哀怜百姓困穷之弊，祥符中（1008-1016）特降御札，除两浙、福建等六路身丁钱四十五万贯。漳泉三州，亦是丁钱折变作米，无人论奏，因依科纳，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三郡之人引领北望，迄今又四十年矣。”四十年间，三郡人希望减免人头税，但是却没有人替他们办事，连续几任转运使都不称职，即使“皇恩浩荡”也没有用处。
所以，蔡襄进之说：“臣闻圣人以生为德，以孝为本。今陛下之民至有父母不肯养子，不亦累于生生之德乎？先朝所行之事，有所未尽，陛下推而行之，可谓至孝矣。伏望陛下进成先帝之仁，下恤远民之苦，蠲放三州军丁米，只令依建州例纳，岁纳口钱。”在这里字里行间，洋溢着蔡襄的爱民亲民思想，显示了这位新型的民主斗士办事雷厉风行的政治特色。就这么一请求，三郡人头税减免了一半。
蔡襄“开古塘灌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那是他带头落实庆历新政的具体表现。在蔡襄的带动下，福建政府官员重视兴修水利、为民办实事的新的风气掀起了。庆历新政以后，“厚农桑”成了许多人的共识，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成为了官民的共同行动。例如宋仁宗嘉佑中（1056-1063）兴化知军刘谔创建太平陂也说明了这一点。（未完待续）（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