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莆田市明弘治《兴化府志》的《蔡襄传》说：“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乃上疏曰：lsquo;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之说。其御之之说不过有三，臣请为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当道，论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无所陈，则土木之人皆可为矣。二曰好进。前世谏者之难，激于忠愤，遭世昏乱，死犹不辞，何好进之有？近世奖拔太速，但久而勿迁，虽死是官，犹无悔也。三曰彰君过。谏争之举，盖以司过举耳。人主而行之，足以致从谏之誉何过在能彰？至于巧者则不然，事难言则喑而不言，择其无所忤时一发焉；犹或不行，则退而曰：lsquo;吾尝论其事矣。rsquo;此谓之好名。默默容容，无所愧耻，蹑资累及，以挹显仕，此谓之好进。君有过不救之于未然，传之天下后世，其事愈不可掩，此谓之彰君过。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在这里，蔡襄的看法有独到之处。任谏不难，许多人想当言官，而且当之无愧，不怕死，不怕打击，所以，选拔、任用谏者容易。但是听者多，各有各的看法，少不了造谣中伤的人们。他们会肆意歪曲谏者的话，制造障碍，让谏者无所作为。对于君主来说，听谏，容易做到，他会耐心听下去；但是，接受人家意见即用谏却不那么容易了。为了辨明是非，他以“好名”、“好进”、“彰君过”三者为例来说明，希望宋仁宗做个名副其实的好谏者,肩负庆历新政的重担。
弘治志还说：“夏竦罢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在位。襄言：lsquo;陛下罢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贺又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且退一邪、进一贤,岂遂能关天下轻重哉？盖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众贤并进，海内有不泰乎？虽然，臣窃忧之，天下之势，譬犹病者：陛下既得良医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寿民；医虽良术，不得尽用，则病且日深，虽有和扁，难责效矣。rsquo;”步步深入，分析透彻，最终把最为关键的问题摆在宋仁宗面前：扁鹊有起死回生在术，你何去何从？蔡襄正是这样给宋仁宗“打预防针”的。
这年九月，范仲淹出任宰相，主持庆历新政，提出十大政，显示了改革者大智大勇的高贵品质。大智，远见卓识办法多，一下子拿出十大政，对贫穷落后的祖国进行综合治理；大勇，敢想敢说不怕死，把宋仁宗和他的祖宗们做错的十件大事情，一一予以纠正，全不顾个人得失。宋仁宗有扭转乾坤之心，不但不会予以计较，而且还坚决实行新政，终于取得成功，让宋朝转危为安。这显然与蔡襄的谏言息息相关。
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上疏“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这就是说，要是说了没有人听，没有用处，还不如少说为佳，以免迎来杀身之祸。所以，蔡襄的劝谏推动和促进了皇帝“亲政”，自觉提高政治修养，独立处理国家政事，宰相仅仅是助手。庆历新政就是这样，范仲淹提出十大政，没有当几个月宰相就下去了，但是，庆历新政却成功了。为什么？因为大政方针已定，宋仁宗成了落实庆历新政的带头人。引人注目的是弘治志卷之十六《宋进士科》在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章衡榜之后夹注：“是年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宋仁宗让进士和殿试者从此都有了参政议政的言论自由，在蔡襄谏言基础上，又发展了一步。
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政治特色。在宋朝中期，皇帝亲政，亲自主持国家政事，带头落实大政方针，始于宋仁宗。与此同时，宋仁宗实行兼容并包，允许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参政议政，有公平的竞争机会，所以在那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古为今用的儒家学派发展了，涌现了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王安石、司马光等一代新人；理学家等学派也粉墨登场，在政治斗争中发展了自己。万事开头难。宋朝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个历史时期，就因为宋仁宗带头亲政，带头君亲民；宋仁宗带头落实庆历新政，宋神宗则带头落实王安石变法。治农以水为本。王安石变法大兴农田水利建设，一万多个水利工程在神州大地横空出世，有着史无前例的成就。这同宋神宗带头落实新法，显然是分不开的。
因此，认真分析蔡襄的劝谏，我们就会认识到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政治特色。皇帝能否亲政，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发展。蔡襄当仁不让，要求皇帝“用谏”，所以，笔者称蔡襄是宋仁宗时新型的民主斗士。 （林劲松）